太魯閣國家公園管理處（下稱「太管處」）在去（2016）年 11 月初主辦的太魯閣峽谷音樂節中，與其問表演者在「唱」什麼，或許更好奇的是，觀眾到底「聽」到了什麼？

「原住民族文化」已成為台灣在觀光和外交的主打，尤其是舞台化的樂舞。但試問台灣人：在欣賞原民多樣唱法，如布農族八部合音、阿美族領唱答唱時，是持著什麼心態？是否明瞭古調是與祖靈或天地萬物的對話？而從樂舞觀賞中所聯想到各原住民族的意象是什麼？

如果原住民族的去殖民化只限於舞台和觀光，那有何意義？

相對於柴米油鹽，談文化復振或許是奢侈，但若知道原住民樂舞是通過大量時間精力到部落田野調查、向耆老採集而復得的文化，或許就會明白其中珍貴，又這些文化帶了多少部落主體性。

這些原住民古老文化蘊涵除了讓欣賞，更能讓我們明瞭原住民現代處境，以及自古以來傳承的價值觀，例如環境治理的傳統生態智慧對於永續發展的參考價值，尤其是自然資源的有效管理與面對大自然的虔敬。

太魯閣峽谷音樂節的主人該是誰

太魯閣國家公園成立後，族人回公園裡的祖居地建築、採集，都需申請批准。（Credit: Mata Taiwan）

殖民脈絡未被凸顯，但太魯閣族一直生活在這裡，歷代生活足跡就是他們的土地主權證明。太管處表示 2016 年峽谷音樂節主題為「守護山林」，其中「山林」又為「30」諧音，是以 2016 年為國家公園成立 30 週年，因此曲目以土地山水為主，歌頌大自然。

有意或否，太魯閣峽谷音樂節的節目表似乎體現台灣和花蓮在地的多元，除了中西古典樂器的現代曲目、花蓮布農族和太魯閣族國中、小學合唱團表演，還有上午台東阿美族舒米恩和旮亙樂團。當然，相信很多觀眾也期待文化工作者 Pidelo Wukah（彼得洛・烏嘎）所帶領的葛都桑音樂工作室，是如何詮釋太魯閣族傳統文化。

無形中，太魯閣峽谷音樂節的多元也凸顯此表演空間的多元，其中路徑包括了古道、獵徑、公路、開發工道、健行步道等，不管地圖上是否標註這些不同生命走過的路。就像太管處遊客中心的博物館展示記錄現代和上一代族人的觀點和想法，也包括開山建路後留下來居住的榮民伯伯的心聲。

唯一美中不足是，「誰才是這土地山林的主人」這件事，並未被正式凸顯在節目編排中。

族群和國家想創造未來，務必先了解自身過去。太魯閣國家公園本是太魯閣族人居住地和傳統領域；之後日本統治台灣 50 年，而統治太魯閣地區只有 32 年，是因為在太魯閣戰役中，族人不畏強權守護山林，以寡敵眾對抗日人。但最後外來的侵略，仍使族人的文化和傳統生活方式開始流失。到了國民政府來台，土地仍未歸還族人，太魯閣族祖居地成了國家級風景區，1986 年歸於太管處，成立國家公園。

這樣的殖民脈絡未被凸顯，但太魯閣族一直生活在這裡，歷代生活足跡就是他們的土地主權證明。

就像後來筆者採訪的年輕一代文史工作族人 Tunux Wasi（太魯閣族）表示，太管處未與族人商討溝通，就主辦音樂節和馬拉松，行動上忽略族人認同，更在傳統領域進行忽視族人的活動，加入過多外來成分。

相對於國家公園的真實太魯閣族處境

太魯閣戰役並沒有結束，只是敵人換了一個笑臉的面具。Tunux 說，他對國家公園的印象就是一個字 ──「匪」：族人連建個工寮，甚至搬石頭或砍一棵樹，都需申請批准，但許多大型開發和破壞性建築如大飯店卻佇立在傳統領域。除非飯店建設能考慮環境生態，營業者肯聘族人為主要職務，提供提升技能的機會，如立德布洛灣山月村的經營模式，那麼或還可被接受。

但事實是，國家公園成立後，導致族人被遷移，國家法則難以反抗，族人到城市討生活又因傳統知識和工業技能的差異而處於弱勢勞工。太管處對族人的承諾也只是空頭支票，族人只被聘於交通、清潔方面等底層，核心人員還以非原住民為主。Tunux 表示，就連原住民解說員都只是約聘人員。

因此 Tunux 常說：「太魯閣戰役並沒有結束，只是敵人換了一個笑臉的面具。」

當然，Tunux 也提到太管處先前做了文化推廣教材和書籍，將神話故事、部落傳說以族語和中文編輯出版，此舉是好的。但他補充到，太管處依然從當代角度去對自然環境做論述與詮釋，無論是生態學、植物學，均有別於原住民族傳統生態知識，因此還有許多想法需磨合。

有土地，才有生命與文化的延續

前往太魯閣音峽谷樂節的接駁車上，太管處工作人員自豪地強調，由於地形和周邊建設，太魯閣國家公園是一個很容易到達的國家公園 ── 但如今族人至國家公園內狩獵卻仍不被允許，而無法與這個「很容易到達的」傳統領域保持親近。

筆者想問，如此一來，他們又如何與文化親近？國家是否願意給予適當支持與諒解？

太魯閣族祖先留下來的 Gaya，也就是俗稱的「祖訓」或「祖靈規範」，往往傳遞一個概念：「土地是血，山林是家」；因此不管侵略者多強大，族人都守護土地，承襲傳統。在土地上生活，取之山林，用之山林；自身實踐文化，認識土地。族人與文化的連結，來自於和土地的連結。

就像狩獵其實是一種生活方式，「狩獵」文化的污名化不只關係到獵人，更是關係原住民族全體。魯凱族老人家說以前人手不夠時，獵人的妻子有義務去開墾，而獵人照顧部落族人的蛋白質所需時，家裡大小事都由妻子包辦。狩獵回來的慶祝是慶祝生存，尊重生命，和山林和動物的關係是如此。

現今原住民小孩能否持續認識自己與土地相連的文化，大方提到祖先的傳統智慧，談到祭典食物，與主流社會能否對原住民文化是否有正確認識，息息相關。現今原住民小孩能否持續認識自己與土地相連的文化，大方提到祖先的傳統智慧，談到祭典食物，與主流社會能否對原住民文化是否有正確認識，息息相關。

當主流社會視土地為資源、需要規劃管理，但在原住民族傳統價值觀裡，土地是生命和文化的延續，是祖先走過的路、生活過的地方。

歸還土地，當是國家正視原住民族存在的方法。

太魯閣族 Gaya 常傳遞一個概念：「土地是血，山林是家」──在土地上生活，是文化的實踐。圖攝於太魯閣國家公園。（Credit: Mata Taiwan）

重建台灣歷史，請讓原民「對自己負責」

政府需要尊重原住民，因台灣歷史的主體應該是原住民族的歷史，調整台灣的價值觀也得從歷史觀的重建開始。

近年來，國家政策逐漸看見原住民族權益，從族語成為辦公語言、恢復原民狩獵權，及階段性推動原住民族自治，但這改變不應限於原住民族，而同時是台灣廣大社會的責任。

提到政府與族人共管國家公園的進度，Tunux 表示共管諮詢委員會之前邀請的部落共管委員目前已集體退席，認為太管處只宣稱共管而不是真正做到，又有決議臨時、參與人數比例大部分不是族人、談論議題不為重要等問題，每年召開 2、3 次會議，卻沒有共管實效。

Tunux 也認為，原住民族自治是讓族群「對自己負責」，應從教育培植族群認同意識及文化語言方面專業人才，培養具主流現代技能和溝通能力，又同時有傳統文化認知與使命的青壯年族人，以讓他們能適時對外界傳達心聲。

唱出真實多元，是台灣給世界最好的禮物

各族群、部落處境不同，議題案例也不一樣，但國家法政和主流社會能給予的尊重、重視和同理心可以是一樣的。當許多部落要求回復其主體性，也如同台灣現今在塑造國際形象一般，慢慢意識到「越在地越國際」；於是台灣族群間如何相互認識文化、理解彼此的歷史經歷與未來的共同命運，如何適時異中求同、同中求異，就成了一個必然的課題。

只是現今台灣非原民對原住民族的認識普遍處於兩個極端：「認識、喜歡」與「不認識」；只有賴更全面地推動多元文化教育，取得必要的「相互理解」及多方協調，才能化解長期的刻板印象。其他如法律、媒體言論等方面如何呼應轉型正義和多元台灣的實踐，也都有待整個社會的共同探討。

固然各族群、部落處境不同，議題案例也不一樣，但國家法政和主流社會能給予的尊重、重視和同理心可以是一樣的。社會應能更適當處理原住民族事務，不讓文化的延續只停留在舞台上的展演，不使傳統領域成為「文化墳場」。

當有一天，台灣社會唱出真實的多元，那將會是給自己和世界最好的禮物。

（本文受訪者：Tunux Wasi，太魯閣族）

有一天當台灣社會能唱出真實的多元，那將會是給自己和世界最好的禮物。圖攝於太魯閣國家公園。（Credit: jareed／CC BY 2.0）

參考資料

• 田貴芳，〈太魯閣人：耆老百年回憶－男性篇〉。
• 部落大小聲(50) 百年後的凝視－從太魯閣族抗日戰爭看東台灣開發史（原民台）

延伸閱讀

• 於是他們趕走了Truku，並在Truku的土地上蓋了Truku文物館
• 就是因為時代在改變，所以原住民應該可以繼續狩獵
• 土地還給原住民族，小英政府為何該學學加拿大？｜原民自治專題

關於作者

廖賢音，東華大學原民院學生，東南亞籍白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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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2 年 2 月，當尼德蘭聯合東印度公司（荷語縮寫 VOC，下稱「東印度公司」）在福爾摩沙的末任總督柯雅特的船隻駛出已被「大明招討大將軍國姓」鄭森（即鄭成功）（編按1）佔領的台窩灣港，習慣了近 38 年尼德蘭文化（註1）的原住民，還不知道他們即將面臨第二次的文化衝擊。

而早就習慣了基督教新教禮教與使用羅馬拼音書寫新港文字的西拉雅人，由於居住的地理位置與明鄭的漢福佬人地域相近，是最首當其衝的原住民族。

台灣史上第一次官方「解殖」行動

這次的解殖，卻不只去除了尼德蘭留下的各項文化，同時也強殖了以明鄭集團福佬人為首的語言與文化，並打壓與去除了台灣南島原生文化的語言與風俗。對於一心想恢復大明正朔並深深受過南京國子監（編按2）華夷之辨（編按3）思想教育的鄭森來說，台島行之有年的「蠻夷文化」（尼德蘭文化）與原生文化（台灣南島文化），跟對大明發難的滿州韃子的文化風俗一樣，都是難以容忍的。

在那之後，全台第一座創建最早的新港教堂學校（1636 年）還有蕭壠神學院（1659 年），都於 1661 年後毀於明鄭之手 ── 這兩次教堂摧毀事件，象徵了福爾摩沙至此切斷與歐洲文化強烈連繫的臍帶。此後西拉雅四大社（編按4）與周邊明鄭所能觸及的行政地域（承天府、天興縣、萬年縣）等地的原住民，開始被進行強迫式的解殖 ── 去尼德蘭化。

但這次的解殖，卻不只去除了尼德蘭留下的各項文化，同時也強殖了以明鄭集團福佬人為首的語言與文化，並打壓與去除了台灣南島原生文化的語言與風俗。

1624 年尼德蘭人所建的熱蘭遮城。（Credit: Wikimedia Commons / Public Domains）

伴隨「解殖」的漢文化全面引入

請記取 17 世紀末的這場歷史教訓，讓我們衷心祈禱自己不會再次成為被壓迫者與壓迫者。1665 年陳永華指導興建了孔廟，開始強勢殖入華夏文教，規定所有男童（不分原漢）滿 8 歲就得入社學接受初等經史教育，而後更通過一系列的教育制度，達到原住民族的去尼德蘭化與其原生南島文化，進而讓當地的族人在語言與文教上福佬化。

宗教上更是大力推廣東南沿海的媽祖文化與明朝的護國神真武玄天大帝，建了如位於現今臺南民權路的北極殿（1665 年），也在拆毀熱蘭遮城（Fort Zeelandia）內的教堂後，興建了「開台」天后宮（1668 年），重重打壓原住民所信仰的基督新教以及僅存的原始信仰，讓原住民的漢福佬化更進一步地展開。

生活習俗更是由於人力的稀缺與農業的需求，部落族人開始得跟漢人一樣，在赤崁耕地與各屯墾營（左營、林鳳營等）進行種植，讓生活習俗只能更進一步貼近漢福佬文化群的生活模式。無法習慣與接受這種新文化霸權強殖之平埔原住民，只能開始逃入深山，以隔絕自己被明鄭漢福佬文化迫害。

政治制度上，原先尼德蘭人准許平埔各社推舉長老代表，進行自治與組織評議會等諮詢機構，每年由南北各路與共和國締約之加盟社進行一次大會；雖然這些組織的構成，都是為了解決尼德蘭人在台人數不多的擴張治理及宣教而創立，但它們也發揮了實質性的良善功用，促成雙方不會容易發生戰爭衝突。明鄭後無此溝通管道，彼此之間的不滿總是以武力衝突為最終解決手段，也讓不滿的弱勢方（原民方）只能撤離原居地，或選擇接受漢福佬文化。

寫出此篇文章，是想介紹此島的第一次的官方「解殖」給原住民所帶來的文化衝擊；這次歷史上的去除過去文化，不只是解除一個過去的霸權文化，卻也同時是「解殖者」再次將自己帶來的官方文化（漢福佬）強殖於「被解殖方」（南島文化）。

請記取 17 世紀末的這場歷史教訓，讓我們衷心祈禱自己不會再次成為被壓迫者與壓迫者。

1652 年，尼德蘭屬東印度公司與各原住民族代表召開的年度會議情形。（Credit: Wikimedia Commons / Public Domains）

附註

1. 尼德蘭：筆者堅持用「尼德蘭」（Nederland）而非荷蘭（Holland），因為荷蘭原本只是尼德蘭國家其中一個省份的名字。當代會用荷蘭這詞描述整體尼德蘭國家，個人認為是當時研究福爾摩沙尼德蘭時期文獻的學者多參考英、日文文獻紀錄時，英文文獻多用（Dutch）這名詞稱呼整體尼德蘭國家，但學者們並沒有用「Dutch」這詞羅馬拼音直譯成「達曲」，而是轉用日文文獻名詞的（オランダ）的羅馬拼音音譯來稱呼整體尼德蘭國家，久而久之便習慣成自然與積非成是，從此大眾對其便為荷蘭，而不是以世界各國官方正式認知與真實的尼德蘭為國名。
   另荷蘭省後來劃分成兩個省份，也就是現在的南、北荷蘭省，而「Dutch」其實在英文辭彙中有貶抑的意思。

編按

1. 鄭森：鄭成功原名鄭森，後明隆武帝賜名成功。
2. 南京國子監：明代國家教育管理機構和最高學府，於明洪武 15 年（1382 年）奉明太祖朱元璋詔令所建。清順治 7 年（1650 年）改為江寧府學，後於咸豐年間毀於太平天國戰爭。
3. 華夷之辨：「中華思想」的別稱，認為居於中原的華夏民族為文明中心，因而有了以漢人禮義為標準，進行族群分辨的觀念。
4. 西拉雅四大社：指荷蘭時期蕭壠、麻豆、目加溜灣及新港四個西拉雅族大社。

延伸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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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作者

Po-Wei Chen，新港社西拉雅族人，先祖於 1662 年後被鄭氏集團壓迫而迫遷至現高雄田寮。現同時為主要研究 17 世紀尼德蘭在福爾摩沙與福爾摩沙民族的歷史、文化、政治、法理等脈絡的自由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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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提到屏東縣牡丹鄉，人們馬上浮現腦海的，大概就是當年撼動日清兩國政局的牡丹社事件吧！

1871 年，一艘來自琉球宮古島向那霸納貢的船在回航中，不幸遭逢颱風，漂流到台灣東南部的八瑤灣（現今的九棚灣）。船上倖存的 66 人登陸後，卻又遇上高士佛社（現今高士部落）的排灣族人。54 人慘遭獵首，其餘 12 人輾轉逃回琉球。

這場事件，後來使日本有藉口侵略臺灣，影響中國、臺灣與日本三地的政局，卻也讓人對牡丹、高士等部落族人當年驍勇善戰留下深刻印象。但其實牡丹的歷史人文，遠比我們想得更早、更豐富呢！

現今大家都在說的    阿朗壹古道，實際上是琅嶠卑南古道當中從旭海到南田的一小段。這條從現在台東縣大武鄉南田沿著海岸線到牡丹鄉的旭海，再直接橫過牡丹鄉東南半部到恆春的古道，自 300 多年前，就已經有許多族群在此交通。

屏東山區原本就屬於排灣族與魯凱族的傳統領域。當年各部落間打獵、貿易、通婚、結盟，常會經過這裡。同時有部分北邊的阿美族人因為受到卑南族壓迫居住空間，也慢慢往南，遷徙到了牡丹的旭海一帶，變成了現在所謂的恆春阿美。

清朝時期，南王部落的卑南族與清朝聯合，施壓於知本卑南族的領土，於是又逼得後者往南遷，來到牡丹的海岸這塊原本屬於排灣族人的領域，成了許多人口中的斯卡羅人，也帶來了他們原本就興盛的巫術，為牡丹這塊土地，添了許多神祕的色彩……

多少個老人曾在牡丹這塊土地走過，他們的故事，說也說不完，只能親自來一趟牡丹，慢慢地挖掘了！

水庫限制農業，牡丹積極發展觀光

農業並無法養活所有族人，也並非所有人都喜歡從事農業，因此部落觀光是勢必發展的一塊。牡丹鄉排灣族人的半子，也是屏東縣牡丹鄉公所農觀課課長蔡重仁，就在民國 96 年來到牡丹鄉時，憑著一點點經費，以及大學時期參加山地服務隊時對部落文化的熱愛，慢慢地把整個牡丹鄉的文化資源拼湊出來。現在大家提到牡丹，馬上想到的水上草原、石門古戰場等，都是從他那時候所一點一滴打下的基礎。

問起為什麼要投注這麼多心力在建構牡丹鄉的部落觀光，他僅含蓄地回答，「因為這本來就是農觀課的業務啊！」

農觀課，原本應該關注農業與觀光，但牡丹鄉卻因為政策的關係，非常不適合發展農業 ── 那就是牡丹水庫。

「因為有水庫的關係，我們這邊的農業發展有很多限制，不可能像花蓮和南投一樣，大力推廣農業，有需要施肥的作物都不行發展。」從來義鄉嫁來這裡的排灣族課員 Lafaws 說。

由於發展農業有限制，牡丹鄉族人只能種些不需施肥的作物，例如段木香菇、山蘇等。但這一點農業，並無法養活所有族人，也並非所有人都喜歡從事農業，因此部落觀光是勢必發展的一塊。而自古位於臺灣西部與東部的重要通道，牡丹鄉一直是多族群文化匯流之處，也使得牡丹在發展觀光上，格外具有優勢。

牡丹鄉最受歡迎的景點之一，就是石門古戰場。「我們這邊日本觀光客非常多！」Lafaws 說，由於影響中日兩國關係、導致後來臺灣被割讓給日本的牡丹社事件就發生在牡丹，牡丹鄉公所也因此斥資設立了牡丹社事件紀念公園，每年都吸引許多日本觀光客前來。

除此之外，牡丹溪與女仍溪匯流而成的牡丹水庫就在牡丹，風景優美，景致宜人，也成為國人來牡丹的首選景點。而在牡丹鄉公所近年來的大力推廣與部落族人的努力下，哭泣湖、水上草原、旭海溫泉等，也成為越來越受歡迎的景點。

不僅是這些具體的景點，牡丹鄉的牡丹村至今仍保留非常傳統的信仰，村中仍有許多祭師，更特殊的是，他們的小米收穫祭不在夏天，而是在秋天，此時祭師就會行 palisii（儀式）；而高士部落甚至還有每年 5 月的送神祭，是排灣族內非常少見的……

東遠因為有水上草原及哭泣湖，成為遊客必去景點之一。（Credit: Mata Taiwan）

不願觀光打擾族人，公所盼設停車場與遊客中心

遊客中心不只是便民，也是希望能有機會「在第一時間抓到教育遊客的機會，在他們進部落前進行教育，」避免直接進部落打擾居民。然而這些景點雖然知名，但卻同時帶來一個問題：那就是對族人的打擾。

「我們希望觀光不要影響部落的生活。」Lafaws 說，隨著觀光越來越發達，每到假日，車輛人潮總是湧入鄉中的部分知名景點；牡丹鄉的道路本來就不寬，到處亂停車的民眾因而打擾到族人的生活作息。而之所以會如此，部分也因為遊客除了這些知名景點，往往不知道牡丹還有哪些地方可以去，而過度集中在某些區域。

「從事部落旅遊時，有承載量的觀念，要想到他們的生活。如果車一直開來開去，小孩子放學回家被撞到怎麼辦？」

因此，未來在鄉公所的「Mudan 心旅遊」計畫裡，鄉公所希望能獲得挹注的，首先就是在東源設停車場。

「停車場看起來沒什麼，但卻可以大大改善遊客對於部落的打擾。」Lafaws 說，東源因為有熱門的水上草原和哭泣湖，因此每到假日都必塞車；而目前東源分校並沒有在使用，已經將使用權無償移轉給鄉公所，因此何不在改建為停車場？

另一個重點實施，就是在牡丹水庫及東源設置遊客中心。

Lafaws 說，因為農業被限制，而只能極力推廣觀光的牡丹鄉，至今仍未有一個妥當的遊客中心，因此希望在牡丹水庫及東源這兩個遊客最多的地方設立。

在經過討論後，族人構想中的遊客中心會有一個數位化的 POS 資訊站，「遊客可以自己點選想去的景點，選擇餐廳、住宿、導覽後，就會自動傳送到服務人員那，由他去聯繫各服務的對應單位。」

Lafaws 進一步解釋，許多遊客都是自行開車來到牡丹，並不跟團，部落也不可能限制他們的進出。在這情形下，族人並沒有機會能好好教育遊客。因此設立遊客中心不只是便民，也是希望能有機會「在第一時間抓到教育遊客的機會，在他們進部落前進行教育，」避免直接進部落打擾居民。

牡丹水庫深受國人歡迎，鄉公所也希望在此增設遊客中心，以引導、教育前來認識部落的遊客。（Credit: Mata Taiwan）

教育遊客前，先做好部落傳承工作

很擔心年輕族人因為經驗、學習不夠，反而造成遊客對我們排灣族會有錯誤的印象或刻板印象。在期待遊客能被妥善教育時，年輕族人自己也要對自己部落的文化時時進修 ── 而來幫年輕人上課的老師，當然就是耆老嚕！

「每隔一段時間都要讓這些年輕人跟著老人家進修，尤其是文化這一塊。我們都會請耆老當講師。」「年輕人設計遊程時，我們也都一定要走過，老人家是一定要走的。我們課程的設計都非常小心！」

近年來，因為大環境就業不易，再加上屏東縣牡丹鄉也很努力營造好的返鄉就業環境，因此許多部落名勝都有越來越多年輕族人返鄉就業，例如東遠及旭海就半數由部落年輕人擔任導覽解說或其他服務工作，而文化的傳承，也就更重要。

「會擔心年輕人認識不夠，在導覽時會不小心危害傳統文化！例如對於傳統獵人知識的解釋等等，都很擔心年輕族人因為經驗、學習不夠，反而造成遊客對我們排灣族會有錯誤的印象或刻板印象。」

另外鄉公所也不在部落文化遺址舉辦遊程，「這種事爭議太大，我們不能做。」目前鄉內唯一有遊程，而且僅開放少量人數進入的，是位於石門村南邊的 Cacevakan 石板屋遺址。「這個舊部落因為年代太久遠，無法確認與現有的哪個部落有連結，因此才比較沒有爭議。」Lafaws 說，「但基本上，我們還是不太想開放這樣的文化遺址。」

牡丹社事件紀念公園裡的愛與和平紀念碑，盼兩國人民從過去歷史傷痛中反省，祈願永遠和平共處。

人與土地是部落觀光的資本，應永續經營

在部落做產業，最重要的概念就是，這是自己的土地，祖先留下來的，就要好好對待他。因為自己也是排灣族，且是來自文化保存非常傳統的來義鄉，Lafaws 在公部門推廣部落觀光時，非常在意部落的生活、文化，如何與部落觀光產業共存。

「可能因為自己就是原住民，在從事這種政策前就會多想一點，」Lafaws 解釋，「我是覺得公部門要多想一點，有時候要多從族人的角度去想。」

年輕人積極從事部落產業外，遊客也常可在一些部落看見老人家的笑容。「在旭海溫泉這邊，我們是標榜『微笑溫泉』，因為接待的老人都是笑咪咪的，我們的溫泉，是走溫馨路線！」

「希望在部落做產業，最重要的概念就是，這是自己的土地，祖先留下來的，就要好好對待他。」

牡丹在過去三、四百年來所累積的資產，造就了現在豐富的觀光資源，而未來是否能繼續運用這些資源去創造更多價值，讓年輕人安居樂業之餘，也能看見老人的微笑，就看大家的努力了！

（本文原刊於《原鄉好點子・產業新風貌》，原標題為 ⟨來牡丹旅行，以老人為師，跟著我們走過老人走過的路⟩。非經允許，不得轉載。）

牡丹擁有許多豐富自然人文資源，就端看下一代族人如何能好好運用。圖為水上草原。（Credit: Mata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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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華人忙著過新年之際，太平洋對岸的美西華盛頓州也不得閒，當地美洲原住民紛紛潛入西雅圖西岸的普捷灣（Puget Sound），採集一種世界上最大的蚌類（註1）── 象拔蚌！

象拔蚌，每年上億的美國西北「部落產業」

僅在短短兩週不到的華人新年期間，就可為普捷灣區的潛水夫們帶來 2 百萬美金的收入；以其中的 Suquamish 族為例，每年光靠象拔蚌就可賺進 6 百萬美金。象拔蚌原產於北美洲西海岸北太平洋沿海，華盛頓州及溫哥華海岸尤其盛產，是當地原住民族的傳統水產 ── 事實上牠的英文 geoduck 正是來自當地原住民的語言，在 Nisqually 族的 Lushootseed 語裡稱為 gʷídəq，字尾 -əq 意思正是「生殖器」（看看牠的外型就知道啦）（註2）。

這種外型特殊、料理起來有點讓女人臉紅、讓男人心驚的水產，在 1970 年代開始成為一種產業；但當時白人並不喜歡牠的口感，不甚受市場青睞，「回到 40 年前，美國西北地區以外的人根本還不知道什麼是象拔蚌。」直到後來日本及華人意外發現這種口感彈滑柔韌的水產，大為驚艷！從此象拔蚌成為亞洲老饕最愛的桌上賓之一。

到了 21 世紀，象拔蚌早已成為普捷灣每年輸出 4 百萬磅的水產業，一隻要價可達每磅 15 美金（每隻平均 1.5 磅）（然後到了餐廳可再數倍價錢賣給有錢的亞洲饕客）。於是僅在短短兩週不到的華人新年期間，就可為普捷灣區的潛水夫們帶來 2 百萬美金的收入；以其中的 Suquamish 族為例，每年光靠象拔蚌就可賺進 6 百萬美金。

據美國自然資源部規定，普捷灣一半的水產貿易權是專屬於當地原住民族，這也是為何美國西北部的部族可以享受如此豐厚的水產商業利益…… 但這個令人稱羨的部落產業背後，卻是當地族人超過 150 年以上的抗爭過程！

其中最有名的，便是連當年馬龍白蘭度等美國藝人也涉入其中的「護漁之戰」（the Fish Wars），以及後來劃下美國原住民族權益里程碑的「美利堅合眾國訴華盛頓州案」（United States v. Washington 或 Boldt Decision，下稱「華盛頓州判例」）。

象拔蚌（Credit: Kevin Tao / CC BY-ND 2.0）

以土地換漁權保障，部落 1856 年簽 ⟪奧林匹亞條約⟫

美國西北太平洋沿岸各部落傳統領域盛產水產，尤其是當地哥倫比亞河沿岸盛產的鮭魚，讓當地族人不僅滿足內需，還能與他民族交易，甚至外銷到現在的紐約，使他們成為 19 世紀中最有錢的北美原住民族。

當時白人欲建立華盛頓州，其中包含了多數的原住民族傳統領域。當地部落或主動、或被迫放棄祖先留下來的土地，但仍堅持在傳統領域享有漁獵權。於是就在這個脈絡下，當時 Quinault 族代表與白人雙方分別在 1855 年及 1856 年簽訂了⟪奎纳爾特河條約⟫及⟪奧林匹亞條約⟫。

其中⟪奧林匹亞條約⟫規範到，美洲原住民族與所有公民共同享有當地漁權，以及其他如狩獵、林產採集等專屬權：

“The right of taking fish at all usual and accustomed grounds and stations is secured to said Indians in common with all citizens of the Territory, and of erecting temporary houses for the purpose of curing the same; together with the privilege of hunting, gathering roots and berries, and pasturing their horses on all open and unclaimed lands. Provided, however, That they shall not take shell-fish from any beds staked or cultivated by citizens; and provided, also, that they shall alter all stallions not intended for breeding, and keep up and confine the stallions themselves.”（⟪奧林匹亞條約⟫，1856 年）

⟪奧林匹亞條約⟫之後，美國聯邦政府也與其他各部落簽訂了類似的條約，均保障原住民族在華盛頓地區享有漁權。

美國西雅圖西岸的普捷灣（Credit: Wikipedia / CC BY SA 2.0）

州政府屢違約，部落開始 30 年「護漁之戰」

我們已是一個將死的民族，為了活命我們必須戰鬥，如同我們過去 500 年所做的一樣。簽約是簽了，但後續當地白人墾荒者或商人仍明裡暗裡侵害部落的漁權：例如 1905 年 Winans 一案中，白人以魚輪阻擋鮭魚洄游到原住民的漁區；1914 年 Seufert Bros. Co. 一案，該公司阻擾 Yakima 族原住民在部分哥倫比亞河捕魚。而華盛頓州政府也屢屢遭批偏袒白人，例如允許白人在原民傳統領域蓋魚罐頭工廠，或無視商人在漁區大肆營運休閒漁業，卻以「保育」為由限制原住民族傳統漁具使用 ── 即便這些訴訟案上了法庭，法官仍多以 19 世紀的條約判決政府違法。

1945 年，一位 14 歲 Nisqually 族青年 Billy Frank 因以魚網捕魚被逮捕，導致普捷灣鄰近部落開始對華盛頓州政府的一連串抗爭，是歷史上有名的「護漁之戰」（the Fish Wars）：許多族人刻意忽視政府對原民歧視的禁漁法令，藉由每次「違法捕魚」被逮捕，讓社會大眾知道一件事 ── 當年美國政府可是有和部落簽約，說好要保障原住民族的漁獵權！

美國原民對華盛頓州政府的護漁之戰延燒到 1964 年，開始引起全國媒體的關注，如同 2016 年美國原住民抗議北達科他輸油管一樣，許多名人也公開挺身支持原住民族運動 ── 男演員馬龍白蘭度甚至因參與其中 Puyallup 族的和平抗爭而被逮捕。

並非所有抗爭都如此和平，1970 年 9 月，一名 Puyallup 族漁夫持來福槍與警方對峙，只為了保護他的漁網，說：

「擁槍抵抗是如此悲哀，但我們已是一個將死的民族，為了活命我們必須戰鬥，如同我們過去 500 年所做的一樣。」

護漁之戰當年的 Nisqually 青年 ── Billy Frank 2014 年的留影（Credit: Ecotrust / CC BY 2.0）

1974 年華盛頓州判例後，原民漁權始落實

後來美國聯邦政府介入，在華盛頓州政府對不同部族的案件中都做出對族人有利的判決，但州政府仍無視判決結果，持續逮捕以網具捕魚的原住民。

1974 年，審判法庭法官 George Hugo Boldt 重新檢視了 1854 年至 1855 年間各部落與美國政府簽訂的條約，再次做出一項判決：部落與墾荒者應均分漁業利益。而根據 Boldt 所採用的計算方式，當時原住民約只得到整個華盛頓州約 18% 的漁獲，因此要求州政府限制非原民的商業捕魚量，以還原部落應有的漁權。對於州政府屢以「保育」為由限制原民捕魚，Boldt 也要求州政府應證明其所謂保育法令不會成為只針對原民，而不針對非原民捕魚的歧視性法令。

做出裁決後，Boldt 進一步命令美國海巡署及聯邦執法機關強制執行這項裁決，有效保障了當地原住民族的權益，成為讓許多原住民族權益人士津津樂道的「華盛頓州判例」，結束這場長達近 30 年的護漁之戰。

依據「華盛頓州判例」，美國西北各部落成立「普捷灣貿易協定部落」（Puget Sound Treaty Indian Tribes），和華盛頓州政府共同管理當地所有漁業資源與產業，州政府也明定非原民在當地進行漁業，該如何與貿易協定部落取得聯繫。貿易協定部落還共同成立了「西北印第安漁業委員會」（the Northwest Indian Fisheries Commission，簡稱 NWIFC），希望能以原住民族自己的力量，以更進步、更有組織的方式，有效管理當地漁業，更提供部落漁民產業方面的諮詢服務。

從西雅圖一旁普捷灣的深澳到台北某家餐廳的餐桌，一顆顆碩大美味的象拔蚌不僅旅行了 9,700 公里，更承載了美洲原住民過去 150 年的抗爭與努力，即便無奈放棄了土地的所有權，也要捍衛他們合理使用祖先土地的權利。

下回享用春節大餐，看見餐桌上一顆要價上千元的象拔蚌，相信你也會想起牠們背後的另一種「公平貿易」吧！

做成壽司的象拔蚌（Credit: City Foodsters / CC BY 2.0）

附註

1. 嚴格來說，是世界上最大的挖穴蛤蜊（burrowing clams），最大可達 14 磅，約 6.35 公斤。
2. gʷídəq 在 Lushootseed 語的另一個解釋是「深掘」之意。

參考資料

• Fish Wars（Wikipedia）
• Geoducks: Happy as Clams（Smithsonian.com）
• Northwest Treaty Tribes
• Puget Sound Treasure: Washington Tribes Turn Clams into Cash in Asian Market（Indian Country）
• Puget Sound Treaty Indian Tribes, Shellfish Growers Reach Pact（Northwest Indian Fisheries Commission）
• United States v. Washington（Wikipedia）
• 美國的印地安保留區—-華盛頓州的Makah民族以及亞利桑那州Tohono O’odham民族（台灣法律網）

延伸閱讀

• 土地還給原住民族，小英政府為何該學學加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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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國民黨政策會執行長蔡正元 1 月 29 日於臉書發文，質疑民進黨為何在 1874 年牡丹社事件發生地 ── 高士部落興建日本神社，似想彰顯日本人侵略牡丹社的事蹟。蔡正元訊息公開發布後，近日因而有民眾專程赴部落興師問罪，「極不友善的態度已對族人造成恐慌與壓力。」

由於蔡正元所質疑與部落認知的事實不符，高士部落在 1 月 31 日發布數點聲明澄清：

一、高士神社非民進黨政府重建

1939 年為配合皇民化運動而由日本政府所建立的舊高士神社，已於 1945 年的風災中損毀，原址僅存水泥基座。現在我們所看到的高士小神社，是由日本神職人員佐藤建一於日本民間募資興建而成，於 2015 年 8 月送抵高士部落並啟用，並非如蔡正元所指為民進黨政府所重建。

當年日本神職人員佐藤健一為了回饋台灣民眾在日本 311 大地震時的踴躍捐助，因此耗資 1000 萬日圓贈送高士小神社，於 2015 年落成，之後神社祭儀也採用排灣族傳統儀式。

二、高士神社非對日本人歌功頌德的象徵

對族人而言，高士神社一直是高士部落近代史的一部份。高士部落不曾遺忘過去牡丹社事件相關歷史；但目前的高士小神社，是部落與日本民間友人對於糾葛歷史的釋懷，是化解紛爭、建立友好的象徵，絕非蔡正元所言是對日本人的歌功頌德。

對族人而言，高士神社一直是高士部落近代史的一部份：

1874 年，當時尚屬於中國藩屬國的琉球王國納貢船因遇颱風而發生船難，倖存者漂流至屏東滿州的八瑤灣（今九棚灣），多數人因闖入部落領域，後又發生誤會而遭高士佛社及牡丹社的排灣族人出草。當時清朝官員以「生番」為化外之民，不對原住民出兵，使日本政府藉此機會征討「無主番界」，發生「牡丹社事件」。也是因為牡丹社事件，導致後來琉球（在美國調停下）歸屬日本，促使清朝政府開始積極治理台灣東部，影響台灣歷史甚鉅。

隨著當代部落積極發展觀光產業，這裡也成為部落族人對訪客分享改變台灣歷史轉捩點的場域，見證台日兩國從敵對到友好關係的轉變歷程。高士部落的故事，只有高士部落人最清楚。

高士部落最後也聲明，由於蔡正元未經證實便發佈錯誤訊息，已引發社會對立，對部落造成傷害，希望蔡正元能因此向高士部落公開道歉。也歡迎社會各界能親自前來部落，聆聽族人以部落觀點訴說這段陳年往事。

牡丹社事件紀念公園內的說明牌，描繪當年日軍出兵牡丹社的歷史。（Credit: 翻攝自牡丹社事件紀念公園）

參考資料

• 淺談牡丹社事件（黃晉芳）
• 侮辱原住民的民進黨（蔡正元）

延伸閱讀

• 遊客中心、停車場…蓋這些除了便民，原來對部落旅遊還有更重要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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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中國國民黨政策會執行長蔡正元於社群網站上公開發表⟨侮辱原住民的民進黨⟩一文，內容指出民進黨重建屏東縣牡丹鄉高士神社，認為該黨有意彰顯日本人當年侵略牡丹社的往事。

此事後經高士部落鄉長出面回應，昔日高士神社係由日本神職人員與民間共同籌資重建，已於 1945 年風災中損毀；現在的高士小神社「則是部落與日本民間友人對於糾葛歷史的釋懷，是化解紛爭、建立友好的象徵」，並非對日本的歌功頌德。

然而後續尚有餘波，蔡正元執行長繼續公開提問：神社落成於部落是否合情、合理？

這一次由政界人士引發的高士神社歷史意義之議論，正好給予我們對於轉型正義的形式、內容與意涵探究的空間。針對此次高士神社的「抹綠」，個人提出幾點，一同討論審視臺灣族群歷史應有的認知。

第一、理解歷史，是轉型正義的第一要務

在部落當地重建神社的歷史意義並非重現殖民威權，而是「族人沒有忘記歷史」的記憶映證。轉型正義（Transitional Justice）是民主國家在政權變遷後，處理前朝遺留的歷史問題，主要任務除了讓社會從政治壓迫下的分裂得到和解、遏止侵犯人權外，另一點在於「處置加害者、賠償受害者與歷史記憶的保存」（註1）。

因此，重新理解過往歷史的迫害、不正義與遺憾，便是轉型正義的第一要務。

從殖民史的角度回顧，神社如同臺灣總督府，都是殖民威權的一種象徵形式，但據高士部落的耆老回應：神社是二次世界大戰時被徵調充兵的族人，離開部落以前和家人相約再見的地點（註2），因此在部落當地重建神社的歷史意義並非重現殖民威權，而是「族人沒有忘記歷史」的記憶映證，更是民間重建臺日關係的重要交流。

彌補牡丹社事件的種種受害事實與其歷史保存，自然都是轉型正義的範疇；但當我們忽略了高士神社的真實重建過程、以及對高士部落族人的歷史意義，逕自以大歷史的官方紀錄進行錯誤的定義，我們豈不是再次犯下歷史謬誤？

第二、主流視角外，不可忽略在地族群史觀

當我們只侷限於從漢人視角來看待那一段日本曾經侵占臺灣的經驗，也讓我們忘卻了臺灣島上的其他族群的經驗與處境，甚至是在政治上解殖前後的現實經驗。

如果我們關注高士神社的歷史脈絡，能夠從戰時繼續延伸至戰後乃至於現今，並且更重視在地族群的現實經驗、大歷史之於區域歷史的緣由，而非止步於戰時的片段，歷史才真正得以有實踐原諒與警鑑的機會，並且從更多的視角發掘我們尚未正視的歷史意義 ── 除了主流社會的漢人視角外，還有當地高士部落的族人、甚至是積極重修友好關係的日本人視角。

第三、擺脫黨國論述為中心的政治框架

大歷史是當代政治得勢者的詮釋，所以黨國歷史的不正確在於以過度的政治中心優勢，強迫將高士神社帶入對立意味濃厚的黨政色彩思維，做片面、斷裂的誤解，刻意忽略在地的歷史人文脈絡，其過程有如政黨企圖重掌歷史詮釋權重現黨國歷史，更有利用族群記憶作為操弄政黨抗爭之虞。

但若我們能更以區域歷史、以不同角度觀察在地經歷的族群歷史，便有利於我們擺脫政治中心化，發現被優勢掩蓋的歷史經驗。

例如「部落」（tribe）原本也是殖民中心的語源，但是當「部落」的語彙義在地域、歷史、社會型態與生活的轉進層遞下，已然擺脫殖民影響而成為生活經驗中的重要象徵，我們仍然該將「部落」這個語彙「停滯在某個歷史時空不曾改變的想像」裡嗎？（註3）

同樣地，高士神社對於高士部落已然是族人們心中的重要記憶形象，那是當年先人與家人相約再見、死別重聚的重要地點，意義不僅止於日本殖民的象徵，更是民間自主發起交流友好的形式。

我們對於「原住民」是否仍然停留在某段時空背景裡的想像，而忽略了從近代轉進至現代社會型態下的真實經歷？因此當我們在討論「解殖」或是「轉型正義」時，是否也該留意，從那一段歷史延續至今、沉積在現實經驗中漸漸蘊釀轉變的脈絡？如果我們追求的論述與現實經驗、區域歷史並不相同時，又該如何拿捏其中的尺寸？

所以當蔡執行長提出「可用傳統公廨或基督教儀節」，是否也該留意「傳統公廨」代表的文化傳統和「基督教儀節」，在經歷時代變遷過程中的合理性？文化傳統在現代生活型態的改變下必然經過轉變與因應，而基督教儀節之於高士部落的族群記憶，在傳統的意義上又能更合情合理嗎？

我們對於「原住民」是否仍然停留在某段時空背景裡的想像，而忽略了從近代轉進至現代社會型態下的真實經歷？

臺灣歷史就是多元族群的歷史，高士神社承載的族群記憶，除了大歷史、單一視角的詮釋之外，我們更應注重高士部落自身本位的歷史敘述和記憶，以區域族群史作為臺灣轉型正義過程中的一個啟示，才有助於實現多元族群社會的期許。

大眾對「原住民」是否仍然停留在某段時空背景裡的想像，而忽略他們在現代社會型態下的真實經歷。本圖攝於高士部落，非本文所指涉之任何特定對象。（Credit: sun_line / CC BY-NC-ND 2.0）

附註

1. 《記憶與遺忘的鬥爭：臺灣轉型正義階段報告》（衛城出版，2015）
2. 引述於耆老陳清福，見潘欣中：〈蔡正元「抹綠」高士神社 部落居民要求公開道歉〉，《聯合報》2017 年 2 月 1 日。
3. 李建霖，〈原住民的詞彙戰爭沒完沒了：「部落」這個字是歧視嗎？誰說了算？〉（Mata Taiwan）

參考資料

• 侮辱原住民的民進黨（蔡正元臉書專頁）
• 四個問題有關屏東重建日本神社（蔡正元臉書專頁）

延伸閱讀

• 蔡正元指民進黨蓋日本神社慘遭部落打臉：不實言論傷害部落請公開道歉！

關於作者

林和君，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受到臺灣原住民美好故事與自然情懷的感動，在自己本業之餘，自力進行原住民故事的田野調查，希望能將在部落學習到的精神與美好分享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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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世界凡有森林、森林內有原住民的地方，似乎都發生同樣的困境 ── 森林土地被外來人士侵占、資源被榨乾、原住民因此被逼遷等。在馬來西亞，無論是東部婆羅洲的沙巴和砂拉越，或是西部的半島，住在內陸的原住民亦難逃一劫。

奪取森林資源、侵占原住民族權利的外來人士，往往以「發展」為名開發部落的森林土地，回饋給他們的卻是一摞摞的空洞承諾。最終的利益是外界人士所取得，而所付出的代價卻是許多原住民唯一的生計。

儘管原住民面對的困境並非社會大眾所熟知的，但他們的問題並非單向，而是與大眾的生活如經濟息息相關，因此不少社會團體嘗試組織與原住民族相關的講座、分享會，邀請大眾出席了解與思考。

由隆雪華堂婦女組舉辦的《「你的利益 vs. 我的生計」原住民議題講座會》，便是其中一場以原住民族為主題的分享會。分享者包括人權律師西蒂卡欣（Siti Kasim）、彭亨原住民發展局協調員沙菲伊（Shafie Dris）以及點亮婆羅洲計劃的發起人王文強。

「你的利益 vs. 我的生計」原住民議題講座會，談論原民生計實與一般民眾的關係。（Credit: Mei Shya Yap）

政府規劃森林政策  應考慮族人所需

很多原住民受不了「新生活」而選擇回到內陸家園，才發現土地早已被侵占，甚至被政府或企業機構控告原住民「闖私人地」。「原住民與森林大自然共存」，這是凡住在森林內陸的原住民的篤定說詞；但也有不少人誤解，以為原住民可在森林內為所欲為，甚至非理性地阻止政府或相關單位進入開發森林、提供發展機會。對此沙菲伊表示，森林是原住民祖傳至今的生計來源，是抱以感恩與守護的心與之共存，即便是原住民要開發一小片土地作農作，也必須進行傳統儀式的請示。

然而，政府為原住民族制定的政策卻往往沒有考慮原住民族的所需所能。他舉例道，由政府原住民發展局推行的「重新聚集計劃」（Rancangan Pengumpulan Semula，RPS），顧名思義將原住民搬離原來的土地，遷居到被安排的新區新屋，但代價是土地被侵占，文化也隨之消逝。

所謂 「重新商業種植計劃」（Tanam Semula Komercial，TSK）是徵用原住民族土地做商業種植目的，並應回饋原住民族其總利潤的 30％，但實際上卻是每戶家庭僅得 250 令吉至 500 令吉不等（編按：約新台幣 1,700 – 3400 元）。沙菲伊表示，雖然原住民族提供的土地遼闊，但所得分紅與實際收益不符，有關政策並沒有考量家庭人數多寡，每戶家庭所得少於 500 令吉是不足夠的。

依「重新聚集計劃」而搬遷至重置區的原住民，沒有祖傳土地可耕種、沒有河流可捕捉鮮魚、沒有森林可捕獵，就算政府有提供橡膠園讓原住民維持生計，平均一棵橡膠樹卻由 10 人分得，「很多原住民受不了『新生活』而選擇回到內陸家園，才發現土地早已被侵占，甚至被政府或企業機構控告原住民『闖私人地』。」

若不接受，或反抗政府或私人機構的「發展獻意」，原住民就會面對恐嚇，就如目前正發生在吉蘭丹話望生（Gua Musang）的非法入侵伐木事件：面對伐木公司入侵進行伐木活動，原住民毅然築起路障營地，抵擋並阻止伐木公司進入傳統領域採伐樹木。

關於話望生原住民自 2016 年 9 月 26 日開始設路障營地對抗伐木公司一事，人權律師西迪卡欣多次在現場給予原住民鼓勵，她也藉著這場分享會澄清自己並非謠傳的「反伐木行動的幕後首腦」。

「我人長期在吉隆坡，怎有本事控制那遙遠的反伐木行動呢？不過，我是在多年前開始以律師的身份走入原住民族部落，告訴他們有發言、發聲的權利。」

她說，很多原住民被政府矇騙而搬離後，發現新區的生活環境苛刻，但卻回不去從前的土地生活，也包括傳統領域被侵略但無法通過法律追討賠償。這些血淋淋的案件一宗接一宗的，讓她決意反覆地向原住民說清楚自身擁有的權利是什麼。

許多原住民抱感恩與守護的心與森林共存，即便是開發一小片土地作農作，也必須進行傳統儀式的請示。此為示意圖，非本文所指涉之原住民族傳統領域。（Credit: / Jay Johnson / CC NC-ND 3.0）

心存偏見，看不見族人真正生活脈絡

依然有很多人對原住民存有偏見，西迪卡欣表示，「懶散」、「不上進」、「不負責任」等，皆是對原住民族不解而產生的誤解。

她說了一個真人真事：曾有一名醫生助養了原住民小孩，並提供小學至大學的教育資助。該原住民小孩長大後，在城市找到一份白領工作，賺着數千令吉的薪金（編按：1000 令吉約新台幣 7,000 元）；然而在不到半年後，原住民青年選擇回到內陸部落生活，決定過著捕獵、種植的生活。而該名醫生對此感到心不甘，認為栽培已久的小孩終究無法有成就。

然而西迪卡欣解釋，原住民的生活與城市人不一樣，城市人需要工作賺錢才能生活，原住民則是捕獵、種植後得到收穫供生存。「原住民一早出門捕獵，有足夠家庭食用的收穫就會回家，休息。我們看見他們總是躺著或什麼事都不幹，但卻看不見他捕獵、種植的所付出的辛勞與努力。」

西迪卡欣認為，就連城市人都需要依靠各種管道，如新聞、網絡媒體等提供資訊，更何況是身在內陸的原住民？但原住民依然被視為沒有學問、不好學的群體。

國家發展，是否必然犧牲原住民族

我們是否該思考，是否有其他發展方向？以及，無論是內陸或城市，該如何得到公平的對待？ 「原住民與我們有什麼關係？我們的利益與原住民的生計又有什麼關聯？」資深社運工作者王文強在其分享環節上，首先提出以上問題供現場觀眾思考。

長期在東馬進行社區活動的他，在現場播放了一個 1 分鐘多的短片，片中是一名砂州原住民報告着村民因反抗伐木活動而遭逮捕。短片結束後，他再問現場的觀眾，何以不曾知道這類議題一直發生在周遭？

「馬來西亞現今的經濟發展是有別於其他國家，是很奇怪的。很多發展中國家在發展工業的同時也發展農業，然而我國自馬哈迪時代（編按1）開始，極力發展工業卻放棄農業，我們的食糧都得進口，這意味著城市人買貴食糧，而內陸人種植的農作則沒得銷出去。」

馬來西亞的工業發展皆帶破壞性，包括伐木業、棕油業等，王文強表示，很多人也許認為發展必須有所犧牲，而內陸原住民不幸地被犧牲了，但我們是否該思考，是否有其他發展方向？以及，無論是內陸或城市，該如何得到公平的對待？

分享會的尾聲，有觀眾提出疑問，是否原住民族本身有專業人士可自救，因為只有自己的民族發聲才會被聽見。然而無論是王文強還是西迪卡欣皆強調，了解原住民並不表示原住民族需要「被幫助」，因為更多時候是我們從原住民身上學習與收穫更多 ── 而了解原住民族，正是讓我們認識自己所擁有的匱乏。

我們所擁有的利益與便利，是否正是在榨取著原住民的資源？這場分享會的重點，依然是社會大眾該反思與反省的。

（本文原標題為 〈你的利益VS我的生計 社會大眾應與原住民共生共存〉，原作者為烏舜安咿，由《達邦樹 • 無聲的吶喊》授權轉載。非經允許，不得轉載。）

我們所擁有的利益與便利，是否正是在榨取著原住民的資源？當是社會大眾所反省的。（Credit: Khalzuri Yazid / CC BY-SA 2.0）

編按

1. 敦馬哈迪・穆罕默德（Tun Mahathir bin Mohamad）是馬來西亞第 4 任首相，被尊稱為「馬來西亞現代化之父」，在位長達 22 年（1981 年 7 月 16 日 ─ 2003 年 10 月 31 日），是馬來西亞任期最長的首相。

專欄介紹：【達邦樹】

達邦樹（Tapang，學名 Koompassia excels，蝶形花科）是一種砂拉越常見的高大樹木 ，生長在東南亞低海拔的熱帶雨林中，高度可達 88 公尺。其樹幹光滑，樹枝離地面 30 公尺，並自然地吸引森林巨蜂來築窩釀蜜。蜂蜜的價值曾經保護它免受砍伐的厄運，當地居民只能採用自然倒下的達邦樹為木材。它是砂拉越受保護的森林品種。

因此《達邦樹｜無聲的吶喊》寓意樹木的尊嚴與森林的管理與保育，並希望在社會與法律的護衛下，讓森林繼續存留，扮演生態棲息地的功能，以及供應惠澤人類社群的各種物品與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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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的時間過得太快了，我有時候會覺得在尼加拉瓜的日子好像還沒過完，身體就先偷跑回台灣了。翻開晾在書桌上的相機，裡頭都還是未整理的尼加拉瓜影像，但筆電卻已經暗地裡連上了家裡的 wifi，自動改為 GMT＋8 時區了。背包裡那本《Nicaragua, una interpretación. El inconsciente colectivo》書籤還插在 53 頁的地方 ── 因為過於艱澀的西文單字，我始終在第二章徘徊不前 ── 但同時書桌上業已擺了一堆從高雄圖書館搬回來的中文書。

這些年反覆的切換生活場域，好像沒有讓我更加適應這樣的轉換。每次從一地轉移到另一地，一個階段切換到下一個階段，總還是會發現自己的靈魂散落一地。

那些零落未整理的碎片是關於在尼加拉瓜的最後一個月，東行的故事。

12 月是尼國例行的聖誕假期，整個月公部門都放假，恰好那時正值返國前一個月，於是志工們各自踏上畢業旅行的路途。我選擇在這個時候到尼加拉瓜的東部，或者說大西洋岸 ── 這個國家夾在世界兩大洋太平洋與大西洋之間，而尼國國旗上的兩條藍帶正象徵著這兩大廣袤的水域。

至於東部究竟為什麼如此吸引我，那要從另一個場景說起。

一位原住民女性抗爭領袖之死

宏都拉斯 Lenca 族原住民族運動領袖 Berta Cáceres（Credit: miquel garcia / CC BY-NC-SA 2.5）

2016 年 3 月，我剛從在 Granada 一個月的語訓結業，搬到未來即將工作一年的尼國首都 Managua。在新居裡的餐桌（兼書桌）上，面對著乾季照進屋子裡的陽光，電腦螢幕顯得太過黯淡，讓我的眼光不自覺地飄向遠處，直到臉書牆上突然迸出一則消息拉回了我的目光。

我僅認得的幾個關鍵字吸引我的注意力，對著長篇的報導努力查著西文單字，試圖拼湊出完整的故事，故事是關於一個女人的死：當天凌晨，就在尼加拉瓜的鄰國宏都拉斯，幾名男子闖入了一家民宅，殺了當時就在家中的女主人。隔天警察聲稱這是一起強盜殺人案，但女人的家人朋友們卻不這麼認為，甚至整個社區為他舉辦了追思會兼抗議行動，要求檢警還原真相。

這個女人是 Berta Cáceres。她是宏都拉斯原住民族 Lenca 族的抗爭領袖，20 多年來，她為了族人的權益、女權、自然資源的維護，多次與政府當局及大企業打對台。

2006 年，宏都拉斯當局意在西北部的河流 Río Gualcarque 築大壩發電，這個計畫被稱為 Agua Zarca，在當時可能是中美洲最大的水力發電計畫。然而這條河是許多原住民賴以維生的生命之水，大壩一旦築起，除了居民們沒有乾淨的水源可使用外，更會有大規模的土地被淹沒，嚴重影響生態及周遭的原住民族聚落。 Berta 因而組織群眾抗爭，在 2013 年成功讓中國公司 Sinohydro（中國水利水電建設股份）及國際金融公司（International Finance Corporation，世界銀行的私營部門）放棄了這項計畫。這讓她在 2015 年獲得了戈德曼環保獎（編按1）── 當然，也成了許多人的眼中釘。

因此 Berta 的家人朋友們一口咬定這是一起政治謀殺。

資源掠奪與暗殺，都是現在進行式

根據國際非政府組織 Global Witness 的資料，光是在 2002 到 2014 之間，就有 1 千多起環保運動抗爭者遭殺害的案件，而這還只是登記在案的數字。事實上這類的事情，關於自然資源的掠奪與抗爭人士（通常是原住民身分）遭到殺害，在中南美洲普遍發生，Berta Cáceres 的故事僅僅是冰山一角。根據國際非政府組織 Global Witness 的資料，光是在 2002 到 2014 之間，就有 1 千多起環保運動抗爭者遭殺害的案件，而這還只是登記在案的數字。

電影《給親愛的孩子》中描述的那些過去台灣的山林資源是如何被開發掠奪的暗黑史，事實上仍普遍發生在隔著大洋的另一片大陸，只是裹上了自由、開發的糖衣，但生殺大權仍然掌控在資本家手上；犧牲的，是那些最早居住在那片土地上的人們以及無法說人類語言的其他生態成員。

同年李奧納多憑著《神鬼獵人》一劇拿下奧斯卡影帝 ── 這部片的背景正是歐洲移民與北美原住民之間的角力關係 ── 時，說了：

“And lastly, I want to share this award with all the First Nations people represented in this film and all the indigenous communities around the world. It is time that we recognize your history and that we protect your indigenous lands from corporate interests and people that are out there to exploit them. It is time that we hear your voice and protect this planet for future generations. Thank you very much.”

（最後，我想要和本片所述說的所有第一民族族人，以及世界上所有原住民族部落一起分享這個獎。是時候讓我們肯認你們的歷史，並且保護你們的土地，不讓財團利益及那些剝削你們的人侵擾。該是時候，我們聽見你們的聲音，並且保護這個星球，以為了下個世代。非常感謝你們。）

對照早些發生在宏都拉斯（以及世界其他角落）的資源掠奪與暗殺事件，李奧納多的每個字都如雷般響在耳際 ── 沒有人在說古，一切都是現在進行式。

保護自然與維護原權，應衷於對生命的尊重

如果有一天，有人發明了可以直接把空氣中的碳變成燃料的方式，我們是不是就會對那些面臨困境的生命毫不在乎。而後李奧納多又發表了另一部紀錄片《Before the Flood》，內容談的是氣候變遷的議題。不知道是不是巧合，在此同時，國際組織洋溢著一股把原住民族土地權益與氣候變遷這兩大議題關聯起來的氛圍。

World Resources Institute 的一份調查報告就強調，保護亞馬遜雨林區原住民族的土地權益，正是對抗氣候異常的最符合經濟成本的作法之一，因為唯有將土地所有權交還給當地的原住民族，讓他們依照祖先代代相傳的生活方式保護自然資源，才可能避免這些資源落入財團之手，面臨被開發（或說被屠殺）的命運。聯合國原住民權利特別官員也提到由政府管理的保護區通常面臨被破壞的命運，反觀由原住民族管理的保護區則維持在更好的狀態，有更多的森林與動植物生態。而這些森林正是目前地球上最大的儲碳倉庫。

我並不全然擁抱這樣的推論關係。若能兼顧到當地原住民族權益與自然資源的保護當然很好，但如果這一切的初衷只是因為全球氣候異常，我們才去關注少數者的權益，那說到底還是站在文明的制高點左右世界，而不是出於更根本的對生命的愛與尊重。

如果有一天，有人發明了可以直接把空氣中的碳變成燃料的方式，我們是不是就會對那些面臨困境的生命毫不在乎，不管是一棵生長了百年的杉木或是過著另外一種不被外人了解的生活的人類族群？

把故事的場景拉回尼加拉瓜，在這邊，土地掠奪與原民權益的問題一樣正在上演。目前官方認定的原住民族主要有 Miskito, Rama 及 Mayangna，他們主要分布在尼加拉瓜的東部地區，各有各自的領地，當然在很多地方也是混居，有些住在熱帶雨林深處，有些則住在沿海地區。現在這些地方一樣因為豐富的林業資源與土地掠奪的關係，造成他們的生存空間受到壓迫，也醞釀許多衝突。

對於這些民族的文化以及現在正在面臨的真實狀況的好奇心，引領我在尼的最後一個月走上東部踏查的旅途，也成了在尼一年的最後一塊拼圖。

支持群眾手持 Berta Cáceres 畫像。（Credit: Comisión Interamericana de Derechos Humanos / CC BY 2.0）

編按

1. 戈德曼環保獎（Goldman Environmental Prize）為一國際性環保獎項，頒發給來自全球六大洲、在維護與促進自然環境上有持續與顯著努力，且能積極帶動社區或公民參與相關議題的草根領導人。此獎項常頒發給像 Berta Cáceres 這樣來自偏鄉、甘冒個人風險捍衛環境生態的人物，有「綠色諾貝爾獎」之譽。

延伸閱讀

• 為了「唯一的地球」擋下14座水壩！綠色諾貝爾獎得主Cáceres月初遭殺害家中
• 為何《神鬼獵人》的主角是李奧納多，而不是酋長 Elk Dog？
• 聯合國人權報告：最好的自然保護區是原住民居住的地方

關於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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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是什麼原因會使得人們忘卻了親近大海的能力？在還未上映時即引發熱議的迪士尼動畫電影《海洋奇緣》（Moana），就是因為這樣的疑問激起導演的靈感，進而促成這部作品的誕生。

解釋 3,500 年前人類遷徙謎團的動畫

臺灣觀眾或許隱約地聯想到，這部片所描述的人群和我們原住民族一樣同屬南島語族，卻不見得知道這部作品帶出的是南島語族遷徙史一個難解的謎題：約莫 3,500 年前，南島語族的先祖乘著獨木舟來到現今波里尼西亞西部的島嶼定居。現有考古學證據卻顯示這群人受不明原因影響，自此停滯不前，直到 1,500 年至 500 年前才又繼續向東部的島嶼擴散。

《海洋奇緣》說的正是這一段失落的歷史。過去有不少學者提出各種理論來解釋可能的原因：包含氣候氣候變遷改變季風風向、用以探測航行方向的星象發生變化，或者是有一種藻類釋放毒素使人們無法再接觸海水等說法。有別於此，這部動畫片則選擇以泛波里尼西亞的神話故事來詮釋這歷史的走向。

《海洋奇緣》面對的文化詮釋爭議

1975 年由波里尼西亞航海協會所透過耆老指導而重建的 Hokulea 傳統獨木舟，多次從夏威夷航行至大溪地。（Credit: Wikimedia Commons / CC BY-SA 3.0）

關於這部片的許多爭議便源自於此。有大洋洲的學者與島民指出，該動畫將半神人毛伊（Maui）描繪得過於粗鄙，使得從未有過具體形象的毛伊顯得有些可笑。夏威夷大學的人類學教授 Tēvita O. Kaʻili 更撰文表示，《海洋奇緣》將半神人毛伊形塑成無所不能的角色，這是種把泛波里尼西亞神話過於簡化的舉措。他提到，在片中消失的女神 Hina 雖然在不同島嶼的神話中與毛伊的關係不盡相同，但毛伊的神力卻源自於她。換言之，若是沒有相應對稱的力量相輔相成、相互制衡，那麼便泯滅了波里尼西亞神話的基本原則。

這在片中毛伊對女主角莫娜（Moana）唱的《You’re Welcome》歌詞表露地一覽無遺：毛伊在吹捧他的豐功偉業時，並未承認其力量來源的關鍵是女神 Hina 所賦予的。因此有股批評的聲浪認為，《海洋奇緣》雖然使用波里尼西亞神話的元素，講的卻是白人想要說的話。

有股批評的聲浪認為，《海洋奇緣》雖然使用波里尼西亞神話的元素，講的卻是白人想要說的話。這部動畫真的必須承擔如此嚴厲的罵名嗎？我們到底該怎麼去看待這個首次以大洋洲故事為腳本的迪士尼動畫？

回到這部片導演的創作靈感來源，方才我提到《海洋奇緣》的初衷在於試圖以神話解決歷史謎團。我嘗試以片中的蛛絲馬跡為線索，討論這則改編過的神話想要說的是什麼樣的故事？

波里尼西亞神話：神無法解決人類打破的秩序

「妳說妳是大海選中的人，那麼為什麼大海不自己去處理，反倒是找一個不懂航海的普通人來解決問題？」片中的毛伊曾在旅途過程問了莫娜這個問題。

當我們正視毛伊半神人的角色設定，這個遭人類遺棄的嬰兒因為神所賦予的力量而強大，卻在為討好人類、偷走海洋之心以後，使得自己與全人類遭受黑暗力量的詛咒，這全然是人所造成的果；而就像是神祇創造了島嶼以及生命，人們卻是必須憑藉自身的航海技術抵達這些島嶼，顯然所有的出路與解方終究還是在人的身上。

《海洋奇緣》講述的波里尼西亞神話，在人類打破了相輔相成的社會秩序與平衡之後，它告訴我們一件事：縱使神靈的力量再怎麼強大，也都不可能干涉過界，那是屬於人類自己要去面對的事情。

在我看來，如果今天我們是要精確地考證神話的口述歷史，那麼《海洋奇緣》或許真的是有太多不夠周全的地方；倘若我們將其視為解釋失落歷史片段的一種途徑，不得不說這是個很令人驚艷的做法。

重新航海，也重尋以海洋為主體的思考

為什麼現在的我們即便有了先進的、科學的航海技術，卻反而在很多時候視海洋為畏途？此外，人們漸漸地不再親近大海，顯然也不是只有遠古才有的事。換言之，我們甚至能夠藉由此部動畫把視角拉到對於當代的關懷：為什麼現在的我們即便有了先進的、科學的航海技術，卻反而在很多時候視海洋為畏途？

過去大洋洲島民的航海技術毋庸質疑地可以幫助他們在廣袤大海中行動自如，在西方人介入到他們的生活世界之後，卻往往只侷限於在近海航行。

這也是為什麼 1975 年波里尼西亞航海協會（Polynesian Voyaging Society）為證明南島語族其實是有長程航行的能力，透過耆老重新復振傳統造船技術與航海知識，完成一艘名為 Hokulea 的傳統獨木舟，並從夏威夷往大溪地航行而去。在領航人 Mau Piailug 的帶領下，Hokulea 自此一次又一次的復航，許多大洋洲的盛事與重要場合也都會有人們乘著傳統獨木舟穿梭於眾島嶼之間的身影出現。

這樣的航海復振文化意味著什麼？

大洋洲島民藉此找回了在汪洋大洋之中的行動自由，跨越西方人劃定的現代國家邊界，不再囿於島嶼所帶來的種種限制。這種重振以海洋為主體的思考，不正是與《海洋奇緣》的故事如出一徹嗎？

若是你問我，這部動畫給我最大的感觸是什麼。觀影的過程中，我不斷地捫心自問：什麼時候，在台灣的我們又該以何種方式重返群島之洋？

臺灣人毫無疑問也是島嶼上的人民，對海洋的陌生卻總讓人感到匪夷所思。我們畏懼海水的溫柔擁抱、不熟悉海洋的語彙，更對海上的生活方式一無所知。《海洋奇緣》透過神話讓莫娜以及她的島民回到大海的懷抱，那麼臺灣的我們該如何是好呢？

有時候我總會想，倘若我們的先祖是有著高超的航海能力，使其得以藉此悠遊於四方，那麼究竟是什麼原因讓我們不再航行，更讓我們安然於作為一個島嶼陸地上的人民而已？

以此觀點正視《海洋奇緣》所帶來的價值，那確實是臺灣社會終究必須面對與回答的問題呀。

《海洋奇緣》透過神話讓莫娜以及她的島民回到大海的懷抱，那麼臺灣的我們該如何是好呢？（Credit: BagoGames / CC BY 2.0）

參考資料

• Goddess Hina: The Missing Heroine from Disneyʼs Moana

關於作者

賴奕諭，常被誤認為菲律賓人的臺灣人。現就讀台大人類所碩士班，同時在《每日一冷》、《洞見國際事務評論網》擔任寫手。抱持對南島語族的熱情，足跡遍佈菲律賓、馬來西亞、馬達加斯加與關島，目前致力於菲律賓跨國原住民族抗爭運動研究。

2 月 11 日，賴奕諭將與一名漫畫新人 Jimmeh Aitch（黃駿）共同舉辦一場沙龍「從紀錄漫畫<哈囉哈囉馬尼拉>談菲律賓的市井小民生活」，分享他們對菲律賓生活的紀錄與觀察：

• 主題：從紀錄漫畫<哈囉哈囉馬尼拉>談菲律賓的市井小民生活
• 時間：2/11 19:00-20:00 國際BAR
• 地點：台北國際書展一館 D330 攤位公民書區（獨立出版協會 獨字沙龍）
• 出席：Jimmeh Aitch黃駿（《哈囉哈囉馬尼拉》作者）、賴奕諭（臺灣大學人類學研究所學生，長期撰寫菲律賓時事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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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動人的報導，文長但值得細讀。

美國北達科他州去（2016）年春天延燒至冬天的輸油管事件，走過性命抗爭、生態衝擊、部落文化保存、新聞工作者採訪遭阻撓等沸沸揚揚後，各種爭議在 12 月 4 日政府的承諾中暫歇。

抗爭背後，原來這片 Standing Rock 蘇族（Sioux）部落的土地，曾有一段原住民關於自殺、扶持與成長的故事。

達科他輸油管以外：部落高自殺率讓青年重新團結

北達科他州輸油管事件受關注的同時，Standing Rock 部落裡有群年紀不到 25 歲的年輕人也正腸思枯竭，設法讓部落重新團結起來。（Credit: Alane Golden / CC NC-ND 2.0）

那曾是一個年輕人自殺頻傳的部落，頻繁到族人描述時已省略「自殺」或「試著自殺」等說法，直接簡稱「嘗試」或「完成了」。「30 個河邊的小孩試過了，8 個完成了。」報導中一位族人和記者描述。當地青少年尋短的傾向是全美平均值 1.5 倍。

族人面臨的是傳統社會與現代社會的割離，是真實生活感與虛擬世界的割裂。「臉書上，一切看來都很美好，但現實生活其實正在發生什麼事呢？」一位族人說：「你忙著在網路上和另一人聊天時，部落裡可能有人正被霸凌。」

一如我們，大部分美國民眾之所以注意到北達科他州輸油管事件，是帶著生態、社會議論的情懷，投以關注和響應其抗爭運動。卻不曉得，於此同時，在 Standing Rock 部落裡，有群年紀不到 25 歲的年輕人也另外帶著一份對家園的擔憂，正腸思枯竭：如何找回人與人之間傳統的連結、停止無預警聽見親朋好友自殺的輪迴、設法讓部落重新團結起來。

爭取認同，一場部落內部的社運進行式

不只要原諒『白人』，也要原諒打過你的父母親。然而在長幼尊卑的部落傳統裡，由年輕人主導任何行動都太過激進了。

部落外有壓力、部落內也有長輩不理解的抗力。他們設法另起爐灶、尋求資源、開闢營地，在小小的天地裡創建起純淨儀式，幫彼此戒酒戒毒、陪伴著分享各種心事、撫平衝突後的心靈創傷、釐清生存於現實社會裡的下一步動力。

神奇地，這樣精神性的小社會生活，和國家正運行的興建案交織在一起。

一位族人、長跑者，某天夜裡被口渴的女兒喚醒，才察覺，水汙染將使她們找不到乾淨的水。她與夥伴提議一場 800 公里的長跑，用親自遞信的方式，請政府務必別讓輸油管穿越河流。

這樣的聲音意外獲得廣大社會迴響。但年輕人沒有就此休息，他們想繼續爭取部落內長輩的認同，想藉由這機會把所有蘇族的年輕人更團結在一起。「Standing Rock 給年輕人的，是他們活在這世界上一直缺乏的『目的性』。某個角度來說，比起以反輸油管為名的社會運動，這段過程給了他們一個更大的鼓舞：一群失落在這世界各角落的人，依然能找到歸屬。」

半年後，耀眼陽光下一場初秋的部落儀式中，過往一向抵制年輕人作為的部落長老們，終於表示認同，將一根 chanupa（類似菸斗的長管，極為神聖的信物。象徵人類社會與大自然的鏈結、在世的人與祖靈的牽繫）交給他們。

長輩稱年輕人為勇士、保衛者，肯定他們承繼了先知所預言的責任。

終於，年輕人也更有勇氣面對引發莫多自殺的焦慮來由，一路檢討至父執輩在部落生活中面臨傳統與現代文化的衝擊，以及族人長年來遭遇文明社會、白人主流思維的壓迫及不適應。在種種被迫改變或失去的焦慮裡，以教育為最不得已。

報導中，年輕人提及自己的祖父母輩在 1940、50 年代，如何在鞭打下被迫學習使用英文。延伸至今日，是代代相傳、逐漸累積的痛苦。「我們不希望自己的小孩再繼承這種焦慮」，一個族人說，除了理論，還有個更深的實際意義：「不只要原諒『白人』，也要原諒打過你的父母親。」

Standing Rock 的營區仍持續受到警察騷擾。年輕人面臨衝突，也試著以德報怨，小心維護警民關係。網路上有些送吃送喝給警察的影片，讓內部有些族人發怒，認為怎能捨棄抗爭、走溫和路線；但有些族人認為，和平的方式才走得長久。

川普上任，族人終將再集結

Standing Rock 給年輕人的，是他們活在這世界上一直缺乏的『目的性』。某個角度來說，比起以反輸油管為名的社會運動，這段過程給了他們一個更大的鼓舞……12月4日，政府承諾讓輸油管另闢道路。族人感動得在雪地裡慶祝。

團結半年多的生活，在抗爭成功後，也代表了許多族人將邁向人生下一階段。有些人卻也承受不了終須一別、不捨「家人」各奔西東。部落又開始脆弱了起來，有些自殺傾向又傳開了來…。

直到川普上任、疑似將重啟輸油管案，最近他們又集結了起來。

許多人相信，人與人之間的連結應該持續下去，不因輸油管案的任何結果而中止。一位年輕人回顧了許多夥伴間相互安慰的動人場景，描述：「許多原本沒機會交流的人，因為這些機緣而產生連結。」

他停頓了一會：「而我的兄弟，到今天依然活著。」

以上只是節錄。這像個未完的故事，紀錄一段曾經存在過半年的情感。這些惺惺相惜，讓我想起許多事：

想起某個風災後自己待過的部落；想起人與人之間的連結有時如何比井然有序的法治還見效；想起部落裡的孩子總是比都市小孩來得早熟有肩膀；想起缺乏親族支撐的年輕人如何照顧年輕人；想起父母親打架時會哭著快跑去找警察哥哥（也是部落大哥哥）的孩子；想起第一次驚訝於合作社制度需要多緊密的人際互動方能仰賴傳統的信任基礎；想起自己都吃不飽穿不暖了卻仍努力提攜弟弟妹妹的那份用心。

也想起知識分子的編輯台總是如何失敗地詮釋部落：想起每一次的翻桌；想起多少悲情化的書寫關懷其實奠基在驕傲而狹隘的憐憫之上；想起沒有多少人願意真正進入這樣的世界踏踏實實地一起生活；想起永遠只欲站在熱門議題的浪尖收割成果而非走入應被關注卻無人關注的角落；想起挑選部落代表性人物戴以光環的書寫是如何忽視了團體一起共體時艱的成果；想起反覆報導已成功的案例卻沒人真心參與進行式者一點一滴失敗過程的辛苦步伐；想起並不誠實地再次為部落貼上錯誤標籤的一切；也想起其餘能讓自己敬佩與感動的少許。

（本文原刊載於廖芸婕臉書，獲原作者廖芸婕授權轉載。非經允許，不得轉載。）

隨著川普上任，Standing Rock 的族人終將再集結起來。（Credit: Dark Sevier / CC BY-NC 2.0）

延伸閱讀

• The Youth Group That Launched a Movement at Standing Rock

關於作者

廖芸婕，跨國自由記者。政大新聞系畢、政大登山運動代表隊嚮導暨隊長。曾任《蘋果日報》記者、共同創辦《報導者》。致力連結國際、台灣議題，特重文字與影像蹲點紀實，尤關注衝突、邊緣人、言論不自由、話語權角力，及對家園的想像。

足跡 30 多國，著《獨行在邊境》。報導作品如《我們掙扎，築起家園》、《遙遠人聲》等獲曾虛白新聞暨台達獎、李政育新聞獎、中央社新聞獎、4A創意獎，入圍卓越新聞獎。共同編劇作品入選坎城影展、紐約威廉斯堡等國際影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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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布農族獵人 Talum（王光祿） 2013 年因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和《野生動物保育法》被判處 3 年 6 個月，於 2015 年 12月 15 日由檢察總長顏大和提起非常上訴，於 2017 年 2 月 9 日召開調查庭。本文為「台灣狩獵研究會」對調查庭公布 Talum 使用之槍枝，對本案提出其質疑。

在前日（2/9）最高法院針對 Talum（王光祿）案召開調查庭對外公佈其使用的槍枝照片後，「台灣狩獵研究會」編輯群在這把槍上發現諸多原審判決的論理盲點，故藉由比對本案件槍枝照片特徵與文獻記載的相符程度，一次給大家滿滿的槍械知識大平台！

村田式獵槍：王光祿父執輩使用的狩獵槍械。（下方照片出處：最高法院 106 年 2 月 9 日王光祿案調查庭直播畫面翻拍。）

祖父輩就在用的槍，為何「不夠傳統」？

如果說照著父親與祖父的指導還「不夠傳統」的話，請問我們的政府有主動積極指導過何謂正確的「傳統」槍械文化與使用方式嗎？王光祿原審院方繆誤一：「部落裡沒有人看過這類型的槍枝，所以被告所持土造長槍非原住民族傳統狩獵所用之槍械。」

事實上，在當天最高法院直播畫面公佈了他被查扣的槍枝照片時，當下我們不禁心中一寒 ── 發現 Talum 使用的獵槍與日治時代官方提供予原住民族狩獵的「村田銃の猟銃」（Murata Shotgun） 幾乎如出一轍；兩者均為栓動式 ( bolt action ) 的單發霰彈槍，無儲存彈藥與自動上彈機構，一次均僅得裝填一發。除此之外，在槍枝長度與槍機結構等方面，兩把槍可謂別無二致。

日本人的「村田銃の猟銃」村田貸與銃政策最早是從 1910 年總督佐久間左馬太武力征伐各原住民族時期開始的。在解除了原先的私有槍械武裝後，日本政府為了避免原住民族無法狩獵產生民怨，遂改造庫存的村田 13 年與 18 年式步槍為霰彈槍的村田式獵槍給原住民族使用，藉此達到統一管理民間武力的需求。

一直到中華民國政府來台的早期，為了要將戰爭時期流落至民間的軍用槍械收繳回來，政府甚至提供了「使用村田式獵槍調換山胞持有日軍軍用槍枝」的做法。從村田式獵槍在台灣使用的文獻觀之，Talum 所在的台東縣海端鄉也是當時配發該槍的地區之一，使用時間足足橫跨了 Talum 的祖父、父親以及 Talum 的幼年時期。關於村田獵槍在台灣的實際發展史，請參考文末延伸閱讀中本社團編輯群先前的著作連結。

當然寫到這裡編輯群就納悶了，一個使用跟祖父、父親規格相同獵槍的男人卻被政府認為「不夠傳統」。如果說照著父親與祖父的指導還「不夠傳統」的話，請問我們的政府有主動積極指導過何謂正確的「傳統」槍械文化與使用方式嗎？

獵槍合於法，為何不容於法官？

王光祿原審院方繆誤二：「被告所持土造長槍可供擊發制式子彈，非原住民族傳統狩獵所用之槍械。」

蠻有趣的，我們編輯群認為這樣的論點不僅僅代表審判的院方不懂槍，可能連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鑑識科槍彈股都不太懂，尸位素餐應該就是這個意思 ── 事實上，不只 Talum 的土造長槍具有可供擊發制式子彈的能力，任何一把依照《槍砲彈藥刀械許可及管理辦法》第 2 條第 3 款定義的合法喜德釘自製獵槍，都可以在不須任何改造的情況下擊發制式子彈。

《槍砲彈藥刀械許可及管理辦法》第 2 條第 3 款明確訂出自製獵槍可以使用直徑 0.27 英吋以下之喜德釘底火引爆擊發，亦即該槍容納火藥殼體的槍膛內徑趨近於 0.27 英吋。而美國 Winchester 廠生產的 .17 WSM 子彈彈殼直徑就是 0.269 英吋，可以毫無阻礙放進任何一把警政署認定合法的自製喜德釘獵槍槍膛。

.17 WSM 子彈的彈殼底緣又跟喜德釘底火一模一樣大，直徑都在 8.3mm～8.5mm 之間，如果不能擊發的話，我們編輯群就把頭砍下來當球踢。

那麼既然法規容許的自製獵槍也可供裝填擊發制式子彈，原審判決為何認定「被告所持土造長槍可供擊發制式子彈，非原住民族傳統狩獵所用之槍械」呢？

我們認為這是主管機關對於槍械規格定義的怠惰，加上院方完全沒打算搞懂槍械結構的心態所致，大概就像清末鎖國時期老佛爺落後的武器知識水平一樣，完全是自打嘴巴的見解，令人啼笑皆非。

圖片來源／台灣狩獵研究會

是的，我們的政府逮捕了一名原住民族的長輩，這位長輩使用的是與他父親、祖父相同規格的獵槍，但卻被我們的政府認為他「不夠傳統」。我們都知道原住民族並沒有文字，藉由口說與器物指導就是原住民族傳承文化的方式。Talum 承襲父親與祖父的教誨，我們相信這把槍讓 Talum 回想起他的父親以及他的祖父，更代表了百年來在台灣山區活動的原住民族先祖們。

Talum 使用一把跟他們相近的槍，但卻因而被逮捕，面臨 3 年 6 個月的徒刑。

這一切就是這麼地荒謬，就是這麼地弔詭。按照長輩的教導卻被官方認為「不夠傳統」，而官方亦無法明確指出什麼叫做「傳統」。

以漢民族文化來說，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 我們編輯群認為，這就是虐，而且是缺乏專業知識與充滿傲慢的虐。

延伸閱讀

• 「集體槍械恐懼症」造就台灣還在恐龍時代的槍砲條例
• 村田式獵槍在台灣簡史

關於作者

台灣狩獵研究會，由一票路見不平的編輯所組成，成員有野生動物學者、法律人、槍砲工程師以及傳統獵人。主張以科學理性和實戰經驗的觀點破除迷信與恐懼，藉此讓群眾瞭解狩獵、槍砲、野生動物與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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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民會於 2 月 14 日正式發布《原住民族土地或部落範圍土地劃設辦法》（下稱「劃設辦法」），將成為未來劃設公告原住民族土地或部落範圍土地的依據，預計此階段將劃設 80 萬公頃原住民族傳統領域土地。原民會新聞稿說，這可是「落實原住民族土地正義的里程碑」……

只是尷尬的是，儘管多達數十個原住民團體早在去年底就不斷訴求原民土地不應排除私有土地，原民會 14 日公告的《劃設辦法》仍限於公有土地，正式排除了私有土地，導致當天場外原住民團體砲聲隆隆，抗議原民會即將撕裂原民土地！當日陳瑩、高潞．以用及鄭天財等朝野原民立委都公開表示反對，而泰雅族的泰雅爾族民族議會也因「民族主體被分割矮化之虞」，公開聲明暫不參加傳統領域劃設小組籌備會議。

原住民族土地劃設辦法的發布引起許多爭議，卻也讓非原住民朋友不解：原住民在吵什麼？私有土地的使用為何要經過原住民同意？

更擔心：土地如果都還給原住民，那其他人不都要跳海？

「還我土地」應包含私有土地的訴求，讓 PTT 鄉民各種不懂。（圖於 2017 年 2 月 18 日截自 PTT 八卦版）

原民土地返還，非單純財產權歸還概念

許多阿美族的傳統領域在日治時期遭侵佔為製糖株式會社土地，戰後再由國營事業接收，成為公司土地……」首先…… 來，先跟我唸三遍：

「原住民族土地是『主權』的概念，不是『財產』的概念！」
「原住民族土地是『主權』的概念，不是『財產』的概念！」
「原住民族土地是『主權』的概念，不是『財產』的概念！」

如原住民族青年陣線總召 Savungaz Valincinan 舉例，私有土地好比每個人的私有財產，而這些土地又全被劃為「中華民國」的領土，在中華民國的主權轄內，我們人民仍可自由擁有、分配我們的土地，只要符合國家各種法律就好。

所謂土地應還給原住民族而不會與現有私有土地衝突，意思便是將土地主權交還給原住民族之後，每個人仍可擁有其私有土地，但土地的管理仍應符合原住民族或部落的「法律」。否則，如果真的像原民會所說，原住民族土地劃設排除私人土地，是為了避免與憲法第 15 條保障的財產權產生衝突，那麼現有所有中華民國人民的私人土地，是否也都該排除於中華民國領土之外？

許多大型開發案均涉及私有土地，因此原民土地排除私有土地，恐造成部落土地開發門戶大開。（Credit: T. Yeh / CC BY-ND 2.0）

「小英都道過歉了」，幹嘛還要談什麼還我土地？…… 呃，問這問題的人，沒聽過「如果道歉就好，那還要警察做什麼」這句話嗎？

閩南語有一句話叫「憨番」，固然不尊重原住民，也隱含了過去許多台灣原住民因不懂漢人文字或言語，而傻傻將土地交易給外來移民的真實情況。

過去 400 年了，土地以各種方式從原住民族的手中轉移到國家、到其他非原民個人，過程常未取得族人或部落的充分知情同意，如政治大學民族學系副教授官大偉受媒體訪問時所舉例，許多阿美族的傳統領域在日治時期遭侵佔為製糖株式會社土地，戰後再由國營事業接收，成為公司土地，「若傳統領域不包含私有土地，則阿美族人遭遇到的歷史不正義不可能被彌補修復。」

恕直言，我們以為的許多「私有土地」，實際上都是先被外來殖民政權強取，再轉移到個人手上。蔡英文總統選前政見曾肯認「原住民族和國家是準國與國的主權新夥伴關係」，甚至還成立了「總統府原住民族歷史正義與轉型正義委員會」；如果土地主權不還給原住民族，那何必談轉型正義與歷史正義？

換言之，如果土地不還給原住民族，那小英道歉作什麼？

劃設辦法排除私有土地，有如為私人開發案開門戶

然而此次原民會公布的《劃設辦法》，卻不顧族人與部落連署反對，硬生生排除了私有土地，就好像你家明明在中華民國主權境內，卻硬是不屬於中華民國一樣。

私有土地被排除在原住民族土地之外的嚴重後果，並不難想像：過去引起社會強烈爭議的開發案，從杉原灣黃金海度假村到杉原棕櫚濱海度假村，均有 70% 以上是屬於私有土地。過去原住民族土地尚未劃定公布，或許還有討論之處，但如今原民會本身訂定的《劃設辦法》明明白白排除了私有土地， 等同自行為私人開發案打開一扇門。

對於此疑慮，原民會主委夷將・拔路兒（Icyang‧Parod）在新聞稿中解釋道，原住民族地區範圍內私人土地上的開發行為，也是有環評、水保或建管等許多審查機制把關。但原民會原本大可依歷史脈絡，不排除私有土地而完整定義原住民族土地，就不會有《原基法》及《劃設辦法》保障不到的問題，何必多此一舉。

政府以行政資源介入或「協助」部落間事務，不但無助於部落機制的回復，反而加劇部落間衝突、擴大紛爭……另一大爭議，是《劃設辦法》第 10 條第 2 項明定，未來土地開始劃設後，若遇到部落或族群領土互有重疊或其他爭議，「應由中央主管機關（編按：原民會）組成劃設商議小組會商協調，必要時得由中央主管機關報請行政院協調之。」這條規定也讓族人忐忑不安，因為過去政府以行政資源介入或「協助」部落間事務，不但無助於部落機制的回復，反而加劇部落間衝突、擴大紛爭，或弱化部落自有協調功能。

2 月 14 日記者會進行中，夷將主委緩緩說道，原住民族內部的不同聲音都將作為原民會未來執行改進的依據，似乎也在對場外隆隆抗議的原民團體喊話。只是過去一年來，無論是平埔復名議題或是此次的原民土地劃設爭議，執政者均無法做到與族人充分討論而後決策。

或許原民會的定位，到底是原住民族自治這條路上的過渡機構，亦或是國家對原住民族的「主管機關」，才是我們該釐清的一個問題。

Credit: 原民會新聞稿

參考資料

• 原住民族土地或部落範圍土地劃設辦法總說明
• 【是誰殺了原住民族？—踐踏原權的傳領劃設辦法應立即退回】聯合聲明稿
• 傳統領域土地包含私有地，並未侵犯憲法第15條之財產權保障！

延伸閱讀

• 學者：原民土地政策急轉彎，是整個台灣社會對原住民族的擔憂和恐懼
• 土地還給原住民是要讓漢人去跳海嗎？七張圖回答原民土地的五大哉問！
• 土地還給原住民族，小英政府為何該學學加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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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平埔族群自我認同權，歸還民族身分及完整民族權利。」
「讓沒有被承認的平埔族群，在身分上，在權利上，都不再受到忽略和歧視。」

蔡英文總統連續在選前 2015 年、選後 2016 年的原住民族日公開承諾，為了回應過去殖民者來到西部平原而首當其衝的平埔族群，彌補過去荷蘭、鄭成功乃至清朝等殖民政權對他們所做的屠殺和經濟剝削，將回復平埔族群應有的權利和地位，成為過去中華民國歷史上，唯一一位對平埔復名做出具體回應的元首，鼓勵了許多族人！

只是從去（2016）年總統府訂出平埔復名相關政策法規檢討的期程之後，10 月 7 日不顧多數專家學者與族人反對，定調以「平埔原住民」為平埔復名方向，今年 1 月 26 日行政院原民會釋出的《原住民身分法修正草案》（下稱「修正草案」）中，又擬以專法將平埔族群權益排除於現有原住民族之外，甚至部分法條與族群文化相左，過程均未有部落充分參與及討論，讓族人期待的情緒轉為失望與不滿，憂心恐淪為「二等原住民」。

過去殖民政府基於統治方便，將台灣原住民族分為「生番」、「熟番」及「化番」，衍生出許多問題，更不符合當代族群現況與潮流。圖攝於屏東加鞄朗部落馬卡道族夜祭。（Credit: Mata Taiwan）

忽視兩公約審查結論，草案擬以專法區隔平埔族群

翁佳音教授也以茅草屋為例：「已經有起一間厝，擱起一間寮啊？」何苦立專法設限平埔原民應有權利？本次《修正草案》新增第 2 條第 1 項第 3 款：

「…… 平埔原住民之民族權利，另以專法定之」

行政院表示是為了「避免在轉型正義過程中造成族群衝突」。但族人強調，原民各項權益保障是國家基於歷史正義而對原住民族的補償，不應有差別待遇；中研院台灣歷史研究所學者翁佳音教授也以茅草屋為例：「已經有起一間厝，擱起一間寮啊？」（已有新房子，何苦再蓋茅草屋）何苦立專法設限平埔原民應有權利？

今年 1 月 20 日剛結束的聯合國兩公約第二次國家報告審查會議所做結論也明確指出，中華民國政府不應再沿用日本殖民時期對原住民族壓迫的分類框架，對原住民分類為山地原住民、平地原住民及平埔原住民。

過去 200 年來，從清朝以降的殖民政府基於統治方便，將台灣原住民族分為「生番」、「熟番」及「化番」等，乃至國民政府來台後，再次將族群分為山地原住民與平地原住民，以作為立委選區劃分，卻衍生出部分問題，如：同族群因婚嫁而必須選舉不同區域原民立委、小族群無法選出其代表等問題。

而目前版本的《修正草案》不但未試圖解決此問題，還不顧平埔族群多次抗議，進一步於既有山地、平地原住民之外，另列平埔原住民，以法律區隔原住民有不同族群認同，使得未來同屬原住民族的族人有不同補償條件，或甚至導致族群內部歧視，違反人權，更不符合蔡英文總統先前承諾：歸還平埔族群完整民族權利，以及「在身分上，在權利上，都不再受到忽略和歧視。」

族別認同只能跟著姓氏走：難道原民媽媽生不出原民小孩？

另外，包含許多平埔族群在內的台灣原住民族均為母系社會，各族群命名方式也非常多元，但《修正草案》第 4 條卻仍規定：

「原住民與原住民結婚所生子女，取得原住民身分。原住民與非原住民結婚所生子女，從具原住民身分之父或母之姓或取用原住傳統名字者，取得原住民身分。」

換言之，若母系為原住民的族人不取母姓，就無法取得原住民身分，不但忽略了不同族群文化脈絡，更忽視過去 400 年父系主義殖民統治的歷史更迭、早已無法更改姓氏的狀況，引起了許多族人與學者的異議。

平埔族群全國連署中具體建議政府應尊重民族主體意願，以日治時期戶口調查簿直系血親尊、卑親屬種族別登記「熟」者，即可直接認定其法定原住民族身分，估計全國至多不超過 26 萬即將復名之族人，不致對社會造成過大影響。

蔡英文總統選前曾承諾將「尊重平埔族群自我認同權，歸還民族身分及完整民族權利」，2016 年原住民族日向原住民族道歉時，更承諾「沒有被承認的平埔族群，在身分上，在權利上，都不再受到忽略和歧視」，讓平埔族群一致肯定蔡英文政府對族人過去 20 年平埔正名運動的重視與推動。

然而此次《原住民身分法修正草案》擬定過程完全未與各平埔族群代表充分商議，導致出爐內容充滿對台灣本土族群歷史的漠視。

或許能慶幸的是，當前釋出的為《修正草案》僅是「草案」，理論上還有修改空間；期待執政者能儘速開啟與族人的全面對話，以避免白費執政者努力推動歷史正義的苦心與初衷。

（本文部分摘自全國平埔原住族群聯合聲明新聞稿）

《原住民身分法修正草案》擬定過程完全未與各平埔族群代表充分商議，恐白費執政者推動歷史正義的苦心。（Credit: 總統府 / CC BY 2.0）

參考資料

• 全國平埔原住族群聯合聲明
• 2016總統大選蔡英文原住民族政策主張
• 總統代表政府向原住民族道歉全文

延伸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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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民會趕在立法院開議前，於 2 月 14 日召開記者會公布《原住民族土地或部落範圍土地劃設辦法》，由於事先版本內容隱秘不宣，未能就爭議點做好溝通釐清，因而錯誤地解讀《原住民族基本法》，將範圍劃設曲解為涉及影響土地產權，並誤以劃設範圍內私人土地利用全部受限，導致對原住民族傳統領域土地做出踰越母法，限於「公有土地」、排除私有土地的錯誤定義，造成社會大眾誤解及原住民族社會反彈，原住民族部落、民間團體及立法委員紛紛表示不能接受，嚴重打擊總統推動原住民族轉型正義的信譽。

包含台灣原住民族政策協會（下稱「原策會」）在內的數十個原住民族部落及社會團體曾於去（2016）年發表共同聲明，要求原民會撤回當時已見此失誤的劃設辦法草案，並於 2016 年 12 月 16 日赴行政院陳情，得到私人土地會納入的口頭承諾。因此，在立法院本會期開會的第一天，原策會行文要求原民會將該劃設辦法撤回修正，同時行文立法委員針對有違立法意旨的劃設辦法，應本職權要求原民會撤回修正，以免與母法牴觸，窒礙難行。

由於原住民族社會極為關切原住民族傳統領域土地劃設，因此成為蔡英文總統向原住民族道歉，推動原住民族轉型正義施政的重要指標項目，其成敗影響總統向原住民族道歉及承諾的信譽。因此，原策會也同時行文總統，希望總統能有機會瞭解這個問題的狀況。

如果原民會沒有正面回應，將不排除集合原住民族團體，上訪蔡英文總統，就此一攸關原住民族與主流社會和解前景的重要法案，尋求適切的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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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私人土地幹嘛要原住民同意？」還我土地爭議網友各種不懂，道理原來是這樣！
• 學者：原民土地政策急轉彎，是整個台灣社會對原住民族的擔憂和恐懼

關於作者

• 發稿單位：「台灣原住民族政策協會」
• 發言人：伍杜米將 理事長
• 電話：0910-930-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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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法將原住民劃分為「山地原住民」、「平地原住民」的規定，是歷史上的外來殖民者為了殖民利益及統治區域便宜行事而劃分……時代力量黨團今日（2/21）召開黨團會議會後記者會，針對行政部門正在處理中及最近所提出，包含涉及平埔族群權益的《原住民身分法》等優先法案，表明黨團的立場並對行政部門作出呼籲。

時代力量黨團：平埔正名應回歸原民自我認同權

黨團總召徐永明表示，平埔族群的自我認同權不僅是還給族人一個身分，更重要的是應該回歸到原住民朋友的「自我認同權」，基於原住民自我認同的價值，時代力量黨團也將於第一會期即提出《原住民身分法》第 2 條的修正草案。現行法將原住民劃分為「山地原住民」、「平地原住民」的規定，是歷史上的外來殖民者為了殖民利益及統治區域便宜行事而劃分，這是日本殖民時期延續到中華民國政府的思維。

徐永明也提到根據推動平埔相關團體了解，行政部門所提出《原住民身分法》修正草案，僅增列「平埔原住民」的類別，關於平埔族群的權利回復要另以專法訂定。時代力量黨團要呼籲原住民族委員會，應依循蔡英文總統所主張的「尊重平埔族自我認同權」，並且自我認同權不僅限於平埔族群，而是全體原住民族都擁有的，所謂「山地原住民」、「平地原住民」的劃分也是不必要的。

立委林昶佐說明，關於平埔族群的身分認同，聽聞行政機關要以專法的方向另定。既然蔡英文總統所宣示的政策方向是「尊重平埔族自我認同權」，行政部門應該要與平埔族群進行公開透明協商，確認平埔族群真正的意見，並非妄自推動專法，才能夠真正地推動平埔身分認同。

另外，前陣子剛結束的兩公約國際審查委員會結論性意見也提出，中華民國政府不應沿用從日本殖民時期對原住民族的壓迫及框架，將其劃分為「平地原住民」、「山地原住民」及「平埔原住民」，原民會應該尊重兩公約審查會意見。

林昶佐並提到根據蔡總統宣示，配合原住民族人口成長比例增加，提高原住民族相關預算。在這個概念下就是以原住民族全體作為施政考量，無須劃分原住民的類別，在各部分相關的預算就應該增加，也就沒有必要另定專法的必要。最後也提醒原民會應該回歸到尊重原住民族的自我認同權。

Credit: 時代力量新聞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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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人類語言的起源，《舊約聖經》曾有一段故事是這麼解釋：

傳說中，原本世界所有族群都只說一種語言。只是當大洪水之後，人類決定修建一座高聳通天的巨塔，避免世上的人再次分散，而這件事卻觸怒了耶和華。耶和華這樣說：「看哪，他們都是一樣的人，說著同一種語言，如今他們既然能做起這事，以後他們想要做的事就沒有不成功的了。」

於是祂選擇把人類的語言打亂，讓他們再也不能輕易明白彼此的意思，從此世界上有了許許多多不同的語言。而這座塔的名稱「巴別塔」（希伯來語：מִגְדַּל בָּבֶל‎‎／Migdal Bāḇēl）也從此成為語言多樣性的代稱 ── 據稱「巴別」（bāḇēl）一詞在希伯來文裡，正是「混亂」之意。

若世上真曾有巴別塔，那倒下後的它，會在哪裡呢？這個地方我們可能永遠意想不到 ── 美國紐約的皇后區（Queens）。

紐約皇后區，世界語言多樣性的首都

紐約皇后區有近一半以上人口是在世界上其他地方出生……，每 2 平方公里就有一種不同的母語使用者。這處原本屬於北美原住民 Delaware 族的領土，自從 17 世紀初歐洲殖民者首次來到此開墾定居後，就逐漸成為北美洲東岸主要對外門戶之一。接著 19 世界中葉，隨著愛爾蘭大饑荒，讓多達 20 萬愛爾蘭人湧入了現在的紐約市，而當時發生在德國的社會動盪，又帶來了另外 20 萬德國移民；僅僅愛爾蘭移民與德國移民加起來，就佔了 1860 年的紐約 1/2 人口。

過去 400 年，每次有新移民來到這顆大蘋果，都帶來了不同的夢想，也帶來了不同的語言與文化。

現今紐約皇后區有近一半以上人口是在世界上其他地方出生；在它 280 平方公里的範圍內，就有高達 138 種語言被使用，等於每 2 平方公里就有一種不同的母語使用者。相較下，世界上語言最多樣的國家巴布亞新幾內亞陸地面積共 45 萬平方多公里，存在 820 種不同語言，也才每 100 平方公里有 0.18 種語言（台灣每 100 平方公里不超過 0.08 種語言）。

也難怪美國媒體《Business Insider》在近日一篇關於皇后區語言多樣性的報導中，形容皇后區是世界「語言多樣性的首都」。這個名號，皇后區當之無愧。

也因為這樣，紐約皇后區這個倒塌後的巴別塔，早已成為語言學家的研究天堂：西班牙語、法語、俄語、印地語、菲律賓他加祿語、中文等世界主要語言絕對少不了；光是漢語系，這裡就可採集普通話（國語）、廣東話（粵語）、客語、台山話、四川話、閩南語、湘語等不同語言。除此之外，還有來自大洋洲、非洲及拉丁美洲各國的少數語言，在這裡都可以被發現。

其中語言文化最多樣的地方，多集中在 281 號人口普查區，也就是從皇后區羅斯福路（Roosevelt Ave.）到北大道（Northern Blvd），約莫第 83 街到 85 街之間，以及部分 86 街一帶。「我們都是少數民族，所以都住在一起。」當地一位企業的董事長 Edwin Westley 如此解釋。2009 年美國一份社區調查資料也證明了此地的語言多樣性 ── 在皇后區的 281 號人口普查區，有超過 70% 的居民使用英語以外的語言，居民來自超過 51 個國家，使用至少 21 種不同語言。

截自《Business Insider》引用之紐約皇后區語言地圖。

坐捷運就可採集地球另一頭的瀕危語言

我們正身處於一個語言瀕危的熱點，不出 2、30 年後，我們周遭的許多語言就不復被使用了。也因為如此高度語言多樣性的環境，皇后區成為語言學家的天堂。

一位語言學家光走在街上，從一棟公寓信箱上的居民姓氏，就可以辨識出 40 種可能的語言使用者；或者如《BBC》報導，「不用再為了採集 Zaghawa 語或 Livonian 語的資料而繞過半個地球，語言學家現在只需要坐幾站紐約地鐵 7 號線，就可以找到紐約 800 多種語言的部分使用者。」

紐約市立大學的語言學副教授 Daniel Kaufman 曾為了採集一個南島語言 Mamuju，在 2006 年大老遠飛到印尼，最後仍徒勞而返。

沒想到踏破鐵鞋無覓處，2 年後，他不小心在紐約皇后區參加了一場家族的婚禮，恰恰好坐在一位 67 歲、還會使用族語的 Mamuju 族人 Husni Husain 身旁；Kaufman 喜出望外，立刻就採集了 Husain 珍貴的 Mamuju 語錄音，「這很可能是這種語言首次被人錄音採集！」

儘管是世界語言多樣性的地方，紐約皇后區如同世界其他文化高度多元的角落一樣，也正在經歷快速的語言老化，甚至死去。「我們正身處於一個語言瀕危的熱點，不出 2、30 年後，我們周遭的許多語言就不復被使用了。」

「許多語言將在此嚥下它們的最後一口氣。」Kaufman 說。

如果有一天，「紐約人」終於只說英語

「只有在回到西蘇拉威西島，或和我兄弟講電話時，我才能說 Mamuju 語。」Husain 說。紐約畢竟是一個大城市，為了生活所需，所有移民最終需學習英語或西班牙語等更容易學習、更常被使用的國際通用語。

一群來自喜馬拉雅山下的移民子弟，曾經在紐約此處重現了尼泊爾家鄉的語言使用環境；彼此就住在緊鄰的街區，可以在家族聚會時自在地用族語交談。但在開始工作後，他們必須在三明治打工處學會說中文，在比薩餐廳練習說西班牙語。

有位移民族長的嬰兒叫 Sonam，他才 1 歲時就可以在紐約的家中接觸 3 種語言；再大一點，他可能已經會說 4 種語言。但被問到這小孩將來出了家門，唯一會使用的語言是什麼時，他們的回答是：「英語」。

而就 Husni Husain 所知，他自己是整個紐約唯一會說 Mamuju 語的族人，再也沒有其他人可以用 Mamuju 語和他交談了，「我妻子來自爪哇，我小孩出生在雅加達 ── 他們都和 Mamuju 語沒有連結。Mamuju 語沒有出版品，我沒有 Mamuju 語的書可以讀。」

「只有在回到西蘇拉威西島，或和我兄弟講電話時，我才能說 Mamuju 語。」Husain 說。

為了拯救這些瀕危語言，Kaufman 發起一項稱為「瀕危語言聯盟」（Endangered Language Alliance，下稱「ELA」），以辨識並紀錄這些語言；《Business Insider》近日引用的一幅紐約皇后區語言地圖，便是 ELA 協助製作的成果。

但 Kaufman 也承認，所謂的語言「保存」，不是像「把果凍保存在瓶子中」那麼簡單 ── 而是要讓一個語言真的被使用，讓語言真的再次有生命。

「每個人都說英語，但那些夜晚哄你入夢的搖籃曲是什麼？── 這才是我們真正要談的。」

紐約皇后區 Jackson Height 一帶，也是該區語言多樣性最高之處。（Credit: Aleksandr Zykov / CC BY-SA 2.0）

參考資料

• Listening to (and Saving) the World’s Languages
• New York, a graveyard for languages
• Queens has more languages than anywhere in the world — here’s where they’re found
• Three Queens blocks house immigrants from 51 countries making nabe most diverse in NYC
• World Languages & Cultures

延伸閱讀

• 平埔語言都沒了？──921地震，竟震出這群語言都還活得好好的原住民族
• 2/21世界母語日來看世界上僅剩一人會說的語言，臺灣竟然上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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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太平洋地區原住民醫師大會」（Pacific Region Indigenous Doctors’ Congress，簡稱 PRIDoC）是太平洋地區最重要的原住民醫師團體，每 2 年由各會員國輪流舉辦的國際醫療衛生會議，讓來自美國、夏威夷、加拿大、澳洲、紐西蘭及台灣的原住民醫療從業人員與專家學者有機會共同討論原住民族的健康議題。

本屆大會由紐西蘭毛利醫學從業者協會（Te Ohu Rata o Aotearoa，Te ORA）於 2016 年底主辦，《Mata・Taiwan》也全程採訪，從種族歧視、倡議、照護／自我照護／同儕支持、去殖民化及未來轉型等五大主題紀錄此次會議。

在「太平洋地區原住民醫師大會」（Pacific Region Indigenous Doctors’ Congress，下稱「PRIDoC」）裡，醫師與學生代間的經驗傳承、以及不同國家的原住民醫學生之間的相互聯結，向來都是大會很重視的一環。

其中一位分享者陸美如是排灣族，也是此次台灣原住民醫學學會發表短講的學生代表，目前就讀台灣大學醫學系 5 年級。她在短短 6 分鐘的演講中談了許多自己在進入醫學系後碰到的困境，辛苦經驗觸動台下眾多聽眾，許多人會後紛紛私下向原醫會的成員致意，並認為各國間應該建立一個能夠提供更多互助聯繫的資源網絡，以回應原住民醫學生在主流教育中的各種處境。

原民醫學教育  從求學就開始與社會格格不入

她不知道「很不原住民的她」，究竟能否合理宣稱自己所遭遇的種種負面經驗是源自於族群身分，或者一切只是因為自己不夠好？「台灣比較缺乏原住民醫學生彼此間聯繫的組織，而這對求學過程中很需要同儕支持的醫學生來說是很大的影響。」美如提到，當她進入台大醫學系之後才意識到，自己跟班上同儕之間的差異讓她很難融入大家，源自族群身份、價值觀、生活方式、家庭社經地位、成長過程中得到教育資源多寡等等的差異，不僅讓她感覺到自己在班上是格格不入的，更直接反映在成績上。

為了讓自己能趕上其他同儕的程度，原住民學生必須花很多時間跟心力讀書，但少了同儕彼此間的互助讓這件事情變得更困難，時間久了自己便在這當中耗去了自信、開始跟班上疏遠，有些原住民醫學生甚至會考慮是否要放棄繼續完成醫學系的學業。美如認為，如果台灣國內能有凝聚原住民醫學生的組織或機制 ，對於在這種處境中掙扎求生的大家會是很大的幫助，透過原住民醫學生彼此之間互相分享、或學長姐的經驗傳授，都能讓原住民醫學生更順利完成學業。

更重要的是，這樣的連結至少會讓人知道 ── 許多你以為是個人的問題，其實普遍發生在原住民醫學生的身上，進而了解這背後或許有更深層的結構性問題，至少知道自己並不孤單。

有一件事情是美如在大會分享時沒有提到的：

美如並不是在部落長大的孩子，雖然身上流有排灣族的血液，但隨著爸媽很早就離開部落到外地打拼，自己跟原鄉部落幾乎是沒有什麼連結的。

即便擁有原住民身分，但強烈的族群文化失落感讓她很難面對主流社會對自己的各種質疑，包括伴隨原住民身分的優惠、加分政策，以及自己進入醫學系後就讀的適應不良；她不知道「很不原住民的她」，究竟能否合理宣稱自己所遭遇的種種負面經驗是源自於族群身分，或者一切只是因為自己不夠好？

像美如這樣一方面在融入主流社會的過程中遭遇困難、回過頭來卻又找不到與原鄉部落連結的例子，正是當代原住民族青年一種常見的樣態，在這當中我們不僅看見個人在生活場域中的掙扎，也必須更仔細去看見對原住民族來說相對剝奪的歷史社會經驗如何一代又一代的影響著每一個個人。

如何增加原住民籍醫師／醫學生的人數，進而提升原住民族人的健康狀態，一直是各國努力的方向。圖為台灣學生代表陸美如。（Credit: Snayian）

夏威夷 ‘Imi Ho’ōla 計畫：醫學專業不該與文化敏感度脫鉤

當然，不是只有台灣的原住民醫學生會碰到這樣的困境；事實上，如何增加原住民籍醫師／醫學生的人數、或者讓原住民醫學生能夠順利完成學業成為醫師，進而提升原住民族人的健康狀態，一直是各國努力的方向。

有位夏威夷與會成員便分享一個自 1973 年便開始運作的教育方案「‘Imi Ho’ōla」（夏威夷語意思是 “those who seek to heal”「尋求治療者」）。‘Imi Ho’ōla 設置於夏威夷 Mānoa 大學 John A. Burns 醫學院夏威夷原住民族健康學系之下，是一個學士後醫學升學計畫；為期一年的計畫包含各種關於成為醫學系學生的專業準備、自我探索、批判性反思、建立成員彼此間的夥伴關係等過程，為來自教育、經濟、社會弱勢地位的學生提供進入醫學系就讀的機會，並成為未來促進夏威夷與太平洋地區健康照護品質的重要角色。這個計畫並未限定原住民學生、而是開放給給各族裔但同為社會上較弱勢的學生申請。

這對社會弱勢的學生來說是非常珍貴的機會，因為一旦完成這一年的計畫，他們就能進入醫學院正式成為醫學系一年級的學生。這樣的管道除了促成階級與社會流動的可能性之外，同時更有機會將平時較容易被主流社會所忽略的健康／醫療觀點帶入醫學教育的養成當中 ── 這也正是為何這個教育方案會被視為是促進夏威夷地區醫療品質的重要方案之一。在這個教育計劃中，除了專業知識之外，成員之間彼此的聯結、成員與土地／夏威夷的聯結亦是很重要的部分。

這些社會性及情感性的聯結是一個人未來能否成為適切於當地需求之醫生的重要成份，除了讓參與這個教育計劃的學生得到專業知識、為進入醫學院作預備之外，增強他們對於夏威夷醫療品質提升的使命感也很重要。

雖然我們在討論任何議題時，都不該輕易將弱勢與原住民族劃上等號，但我認為就夏威夷這個計畫來說，若遠程目標是提升整體夏威夷地區的醫療照護品質，那麼並未刻意將此兩者區別開來未必帶來不好的影響，因為只要是在夏威夷地區執業的醫生都有可能會碰到原住民或在當地屬少數族裔的患者，而無論醫師本身是什麼族裔背景，都應該具備感知到不同族群文化與健康議題之間對話連結的敏感度。

↓ 「‘Imi Ho’ōla」宣傳短片

破除迷思，為原民培育更適合的醫事人員

許多你以為是個人的問題，其實普遍發生在原住民醫學生的身上。同時間，澳洲原住民醫師組織 AIDA（Australian Indigenous Doctors Association）近年來正在進行一個行動計劃 ──「破除迷思」，以建立一個能讓澳洲原住民醫學生在文化上感到安全的學習空間。

長久以來，許多原住民醫學生在求學的過程中或多或少都曾經遭遇來自於同儕或師長的偏見、誤解甚至是不友善的對待，這樣的教育環境對於整體原民醫療帶來很大的影響。而身為澳洲國內重要的原住民醫生組織，AIDA 試著對這個現象與結構提出挑戰。

AIDA 組織中的學生代表委員會（註1）在 2016 年拍攝了一支短片，片中訪問了以前的原住民醫學生 ── 也就是現在的醫生及 AIDA 的成員 ── 在過去的求學階段，如何回應來自同儕或師長基於他們的族裔身分所提出的挑戰，例如「你看起來很不像原住民欸…」、「為什麼你有獎學金？」這類的問題。這些前輩們的個人經驗除了可以視為是給後輩的經驗傳承或方向指引，更可以讓非原住民理解到這些主流社會常見於原住民學生的迷思背後的另一種詮釋與感受。

要提升原住民族醫療品質有很多不同的著力點，改善原住民醫學生的教育環境是其中的一個，這當中不僅要看到量的提升，更要致力於質的提升，探討甚麼樣的教育才能培育出適合原住民族人的醫事人員。

就像 AIDA 短片中一位受訪者所說的，原住民族的議題與處境是整個國家的事情，是所有人都應該知道的 ── 唯有讓所有人都理解原住民族議題，才更能釐清在同一個國家社會中，不同族裔的人在原住民族議題上所擔負的角色和責任是什麼。

唯有讓所有人都理解原住民族議題，才更能釐清在同一個國家社會中，不同族裔的人在原住民族議題上所擔負的角色和責任是什麼。（Credit: Wikipedia / CC BY-SA 3.0）

附註

1. AIDA 成員為澳洲境內各大學醫學院的學生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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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作者

Snayian，東華大學民族發展與社會工作研究所畢，為青年組織「東華原民院街頭陣線」之成員。現為《Mata・Taiwan》特約採訪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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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去之後，燈光沒了，突然變安靜，也沒有車了。」長期關注原住民族政治與經濟的淡江大學全球政治經濟學系主任包正豪形容某次開車進部落的情景，感觸非常深 ── 部落與部落以外，明明能看見彼此，但之間卻像是有一條無形的線。「這種把原住民隔離於外的（情況），我不覺得是政府刻意造成的，但社會上的確存在這樣的情形。」

而其中一項區隔，就是經濟狀態的差異，「我們都以為失業率 5％已經很多了，但在部落卻是 50％。」

這樣的差異，或許部落內的人不會輕易察覺或覺得有什麼需要改變，彷彿部落以外的事務跟他們沒什麼關係，「可是當他要從事一些比較多的經濟行為時（已經不是部落能供給的），就必須離開那個場域」。包正豪強調，生活在部落其中的族人，未必會這樣看待自己，「覺得你（在部落）過得很好，但其實生活當中的每個層面都受到漢人社會的影響。」

務實的原民自治，也該談談經濟了

我覺得這些人並沒有立場去指責說，為什麼他們不回來，因為他要生活啊！自 80 年代以來，政治與經濟就一直是臺灣原住民族運動的主要訴求，從個人權益的爭取推進到原住民族集體權的保障，如正名、「還我土地運動」，其基本主軸是讓原住民族能夠決定自己的政治地位，也就是自治權 ── 從歸還權利、改進資源與權力分配，更積極地實現重建文化、經濟與土地的主體，最終能夠決定原住民族自己想要發展的樣貌。

而包正豪認為，要談務實的自治，就要從穩定的經濟基礎具體著手。

近幾年有愈來愈多原住民青年談傳統文化的復振，但他覺得這是因為他們現在衣食無虞，所以可以談文化、談傳統，「可是我覺得這些人並沒有立場去指責說，為什麼他們（指離鄉的族人）不回來，因為他要生活啊！」

話鋒一轉，他正色說自己不是原住民，確實沒有辦法感同身受，「但從一個絕對旁觀者的角度來看，這就是現實的問題。」就算今天做到自治，甚至國稅都不用上繳，「你就活得下去了嗎？」

觀光亮點不能當通例，農業仍是部落社會安全網

要不要找中盤商是一回事，但要先知道怎麼做才能取代人家，「你能不能讓人願意花 100 塊台幣進來，幫你採山蘇，願意把山蘇帶回家？」部落經濟，很多人都在談發展觀光或地方營造，也想借鏡達娜伊谷和司馬庫斯的成功案例，但他想提醒，這些部落或社區的獨特性並沒有辦法複製，不能夠把特例當通例來看。

金融海嘯來臨時，包正豪剛好在南澳做田野調查，看到很多部落青年失業就回到部落裡去，只要找到一天 100 元的工作就過得下去，想要吃什麼就到山上打獵或帶個野菜，聽起來很美好，也能維持生活最基本的需求。某方面而言，農業在此時適時扮演了社會安全網的角色，吸納就業人口，讓族人至少能夠衣食無虞，「無論是種菜、種小米、種水稻、種山蘇，不管再怎麼被剝削，多多少少還是會賺一點。」

包正豪接著說，如果族人更有想法，可能還能跳過中盤商，去提高價格，畢竟很多族人都曾抱怨自己便宜賣給中盤商後，又被他們在餐廳裡高價賣出，中間的價差都被賺走了。只是「你一天到晚說被剝削，你到底被剝削了多少？」

他想告訴族人，要不要找中盤商是一回事，但要先知道怎麼做才能取代人家，「你能不能讓人願意花 100 塊台幣進來，幫你採山蘇，願意把山蘇帶回家？」因此最近他在大學與部落合作，打算統合資源，設計出一套實驗性的整合式課程，讓族人能夠掌握到最基礎的經濟學與數字感。

有時在部落還會看到一種矛盾的現象 ── 族人自己種的菜不敢在部落裡賣，因為覺得自己種的菜就是要分享給族人，否則心裡會有罪惡感，卻只能在隔天一早開車到城鎮去賣菜。結果在部落賣菜的反而都是一些外來的賣菜小貨車，「但其實部落自己就有種菜了。」

不同的社會文化，對經濟活動的理解都不同；因此他期望能進一步連結文化、教育、語言與經濟等不同領域的老師，啟發原住民的興趣，期待部落能最終找到一條自己想繼續發展下去的路。

考慮市場需求不是要部落扭曲自己，而是塑造更多可能性

發展部落旅遊不能只用自己的眼光，畢竟外地人就是對這塊土地沒有感情。這些看似當前部落農業發展的困境，其實也顯現於原住民在觀光產業裡的迷失，一方面不知道如何將家鄉的特色有效展現給外地人看，另一方面也不確定怎麼去回應外界可能對部落的期待。例如很多原住民會抱怨，太多觀光客只是經過、留下垃圾，並沒有帶來什麼經濟效益，包正豪說，可是反過來想，為什麼那些觀光客只會經過「不會想留下來」？

包正豪先前曾到訪南澳部落，聽聞鄉長們說環境很美好，要發展觀光，但他忍不住想問：「你說南澳鄉風景秀麗很漂亮，但台灣哪一個地方不秀麗不漂亮？」他提醒，發展部落旅遊不能只用自己的眼光，畢竟外地人就是對這塊土地沒有感情。

「思考市場的需求，並非要部落扭曲自己的人格，而是要針對環境與需求做出改變，」「想改變與能改變的之間落差很大，關鍵在於怎麼塑造這種可能性。」

若自治短期無法實現，也該思考什麼值得先改變

政治上，許多人認為原住民族自治應以民族議會作協商，但他坦言不懂為什麼要以民族議會作為協商的主要角色；民族議會照理說應該是要讓族人自我決定，讓漢人做出任何舉措時，必須跟民族議會協商，因為民族議會代表全民族，「可是，受影響的不見得是全體，可能是特定的部落啊！」他認為全體原住民族的共同利益確實存在，但個別族有不同的歷史記憶和文化，其實是從特定部落裡產生的，因此他傾向以部落會議的集合體。

原民自治若走到最後，「實際上會走的方向就是『地方自治』，換湯不換藥。」因為原漢交雜的土地很難處理，讓自治的問題既棘手又難處理。

例如現在有主張說屏東與台東可以併在一起成為排灣族自治區，看起來很美好，「但第一個出來反對的就是縣政府」，包正豪犀利指出「國與國關係」在現實很難達成，因為行政層級要對等不太可能，且這些看似地理、交通上相連的地方「其實是破碎的」，「到最後只是 create（創造）一個新的行政層級」。

「我個人覺得自治在台灣現實上可能沒辦法實現，所以我傾向傳統領域在山林上的使用是以原住民為主體。」不管部落有沒有辦法自行發展產業，至少當有人進來投資時，他們有「否決權」，可以表達同意或反對。

自治是一個對我來說很美好的想像，可是我真心不認為自治是現在的當務之急。「自治是一個對我來說很美好的想像，可是我真心不認為自治是現在的當務之急，」他說，自治之後，怎麼處理與漢人的關係、族群內部的關係，怎麼解決財源與分配的問題，都需要發展出自己的論述。近程上，或許應先劃定傳統領域，釐清界線，同時透過教育做到多元文化的平等教育機會。

包正豪承認自己對於社會議題的意識形態趨向保守，若一件事的改變無法帶來可見的利益，他並不贊成改變；若經濟、政治與社會問題並不會因自治實現後就迎刃而解，「那麼你就要反過來，先解決經濟問題，讓大部分人衣食無虞，讓原住民與漢人在經濟上的差異可以縮小，再談。」

Credit: Wikipedia / CC BY-SA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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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作者

Vanessa，讀社會學、人類學的大學生。現為《Mata‧Taiwan》特約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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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22 日晚上，馬躍發了一個訊息給我，說隔天早上 9:30 分在凱道要舉辦記者會，巴奈、那布也都會在。我跟他說：「好，我隔天剛好要進城，我就早一點過去找你們。」

隔天要上捷運前，先買了包檳榔，當作探班的伴手禮。到了凱道，記者會已經進行到一半了，那布看到我示意我一起去後面舉牌。

那時候接著輪到施正鋒老師、中岳、林飛帆講話，剛好三位都不是原住民，所以都先以「我是漢人／白浪」這樣的話語當開場白。站在後面聽得我也順便想了一下，如果是我去講，我會怎麼介紹我自己？

我是一個台灣人？我是一個漢人？我是一個平地人？

我來自哪，我為我的家做了什麼

後來我想，假如是我，我會說，我是一個淡水人。

不過後來又往下想，因為那布是布農族、馬躍是阿美族，所以他們知道自己的傳統文化、自古以來的傳承必須捍衛與守護，那我以淡水人自稱，那我有愛淡水嗎？如果我愛淡水這個地方的話，那我做的是不是一直都太少？

這十年，淡水的房子蓋得亂七八糟，河岸失去原本的樣子，沸沸揚揚的大橋、快速道路、新市鎮開發、地方的民代胡作非為…… 等的狀況越演越烈，找得到根的老淡水人，看不慣這樣的發展，但很多人也不太做些什麼。新一代的淡水人則是對於這樣的演變感到無力無感，但更多的其實是歡迎這樣的開發變遷。我是沒辦法接受的。

那，相較於今天站在凱道的大家，我又為我自己所在的地方做了什麼呢？

他拿著國旗對我說：原住民才是台灣的主人

「原住民朋友加油，原住民朋友你們才是台灣真正的主人」…… 他拿著一面超大的中華民國國旗…… 這當下的發生，真的是荒謬至極。記者會開完，最後忘了是馬躍還是巴奈宣布，決定留在凱道，在原民會以及總統府給出回應之前，大家不會撤離 ── 而「大家」指的是現場大約 10 人左右的聲援者。我跟那布笑著說，還有這招喔？怎麼不早講，我才買一包葉子，一定不夠吃的呀！不然等等我先去開會，開完會過來再來找你們。

會開完了，回去之前問了一下巴奈要不要帶吃的回去，巴奈說不用，很多朋友帶東西來吃了，目前不缺物資，但，帶點檳榔吧。

回到凱道，我身上多了比早上多 5 倍的「水果」（編按1），但現場的警察卻比早上還多了近 10 倍。剛坐回馬路上，現場指揮官馬上進行第 3 次舉牌的警告要我們立刻解散。巴奈說，等等要留在馬路上被抬嗎？我說好啊，很久沒有這樣了。然後我們不到 10 個人就坐在馬路上，等著警察列陣，然後過來把我們強制清空。

在警察動手之前，反年金改革的 800 壯士遊行經過，喊著他們的口號，然後對警察說加油。臨去之前，一個大叔對著我們說：「原住民朋友加油，原住民朋友你們才是台灣真正的主人」。我看了他一眼，他拿著一面超大的中華民國國旗，大概有 3 公尺 x 3 公尺那麼大 ── 這當下的發生，真的是荒謬至極。

「妳又不是狗，把衣服穿起來」

原本以為警察們應該不會太超過，畢竟我們人少，早上到現在一切也都算平和。想不到命令一下，大概最少 80 名以上的警力一擁而上，把我們全部抬走。我應該是前三個被拖到路上的，然後一到路邊我馬上又往裡面衝，那布的身體不好，我怕他會受傷，而且這些警察，根本就一點都不友善。

那布被抬出來了，巴奈和撒丰安還在裡面大概被 3、40 個警察包圍，我們兩個繼續試著往裡面推進，那布一直喊著他要看他的太太安不安全，然後警察一直把我們往回推。然後一個年輕的警察出拳打了那布的肩膀，我火氣一來開始跟警察起衝突大罵，當然，動手的那個年輕警察，沒有承認他有出拳。

那布衝進了巴奈被包圍的區域，看見巴奈的衣服都被扯下來了躺在地上，旁邊的警察甚至還嘲諷地說：「妳又不是狗，把衣服穿起來。」

阿修被推出來了，撒丰安最後也被拖了出來，同樣的，好幾件外衣不見了、襪子、鞋子也都一時不知去向。

那布和撒丰安對著幾個同是原住民的警察說：「看到這樣的情況，你們良心過意得去嗎？」馬躍開著直播，對著影像大聲地說：「蔡英文，妳看見了嗎？蔡英文，妳看見了嗎？」

巴奈披著那布的外套，躺在地上沒有說話。

我不想再看到他們的溫柔

我們被清走以後，警察把路障的範圍縮小，把我們全部集中在人行道的一個區域裡。然後優勢的警力漸漸散去，只留下兩批人輪流看守這裡。

後來巴奈起身，說他要找個地方把衣服穿好，她披著外套拿著衣服走向捷運站的廁所。撒丰安還找不到她的鞋襪。我和那布繼續去找剛剛出拳的警察理論，但他的主管則是在一旁安撫年輕警察，叫他忍耐，要他不要出聲、不要回嘴。

一時之間，我有點錯亂，好像我們是隨便指證警察動手，然後沒事找事亂的人。

巴奈回來了，沒有多說什麼，大家回到人行道上就這麼坐著，等待中華民國政府給的回應。

我想起巴奈之前跟我說的，為什麼她即便再憤怒，不會爆粗口也不會動粗。她說不是壓抑，也不是她溫柔，而是她不會選擇用那樣的方式去表達自己的情緒。

文化被截斷了
土地被搶走了
名字被換掉了
身體被打傷了

心，一次一次被掠奪者的政權欺負了。

這些我敬重的前輩，依然溫柔
在他們腳下的堅持
那麼地重要

大家卻溫柔地訴說。

如果可以，請知道這件事的緣由
請一起幫忙讓更多人知道

因為我不想再看到他們的溫柔
是建築在脅迫之後為了讓自己更堅強
而不得不這麼做的。

對，我很難過。

（本文原作者為余浩瑋。非經允許，不得轉載。）

Credit: 余浩瑋

編按

1. 此處「水果」指檳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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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作者

余浩瑋，「花樣年華全國青少年戲劇節」製作人暨主辦人、青藝盟《愛的大逃殺》製作人、編劇暨導演、「淡水國際環境藝術節」《西仔反傳說》副導演暨戲劇組編導，同時為《淡水男孩樂團》主唱。

2001 年開始舉辦「花樣年華青少年戲劇節」，並創立台灣第一個以青少年為主的劇團平台《青少年表演藝術聯盟》。陪伴青少年製作、演出舞台劇，期待透過表演藝術提供青少年在學校、課本及升學外，另一個肯定自我、探尋自我的管道。近年更將戲劇節結合社會議題、人文關懷，透過戲劇創作，帶領青少年關注台灣這片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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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戒嚴時期的政治肅殺氛圍為背景，台灣恐怖冒險遊戲《返校 Detention》於 2017 年 1 月 13 日正式發布，短短數天就深獲國內外許多玩家好評，甚至創下 20 萬美元的銷售佳績。遊戲中，多項本土元素交織成恐怖氛圍，台灣人熟知的軍營、鬼故事、民間習俗，以及白色恐怖時期令人心惶惶的告密、黑名單，都在玩家的解密過程中鋪展開來。

在線上遊戲平台 Steam 上瞬間爆紅的遊戲，卻也引來網友的感慨：「恐怖的是，這些被屠殺迫害堆積而成的屍山，是真的籠罩過這個島嶼的濃重黑霧，卻不被記得啊。 」（註1）

某些過去，台灣人是真的「忘記了，還是害怕想起來」？ （《返校》）

恐怖的是，這些被屠殺迫害堆積而成的屍山，是真的籠罩過這個島嶼的濃重黑霧，卻不被記得啊。其實，有很多受難者的臉孔從未被記得，更無所謂被想起。解嚴已經滿30年，威權時期的黑暗歷史卻仍然沒有清晰的樣貌；不知有多少政治受難者，還未有過公開的機會向社會述說他們的經歷，也無從要求法院檢視國家的錯處，其他台灣公民當然也未能參與並建構共有的過去。

歷史的樣貌之所以模糊，來自兩大缺憾：

第一、只有賠償，沒有責任。至今國家對受難者的付出只有息事寧人的賠償，沒有釐清真相、深刻反省的責任追究。

第二、只有官樣道歉，沒有制度檢驗。威權時期眾多政治迫害案件，在民主化後，被法律明文限制了再開啟審判的機會。國家若有諸多不是，都被封存在過去裡，人民若有諸多委屈，也無處求取正義，更無法檢視國家過去大規模的人權侵害。

只有賠償，沒有責任：不被國家認可的政治犯

我們現在的法律狀態是非常廉價的。透過補償被害人的方式，想要告訴整個社會，被害人已經補償了，沒有什麼需要再爭執的，大家繼續往前走，不要再回顧過去那一段不堪的歷史。同樣是漫漫長夜中受冤屈的靈魂，有些人被記得，有些人被遺忘。有些人成了英雄，有些人卻悄悄滑落出大敘事的邊緣。在一片渾沌之間，國家於何處違背對人民的承諾，又應當如何負責，更加曖昧難辨。

這樣嚴肅的課題，在去（2016）年年底，由第 3 屆模擬憲法法庭勇於任事，率先答題。模擬憲法法庭籌備近一年，由 9 位學者、律師、法官組成，聲請釋憲的兩造各有訴訟代理人團隊。11 月中，進行 2 日繁複的言詞辯論程序，法庭嚴肅地檢視政治案件中的國家責任。

國家違背的憲法承諾為何？兩個釋憲聲請案件中，其一是陷落在歷史夾縫中的受難者原住民菁英杜孝生，他的故事，精準呈現了上述兩項台灣轉型正義工程的根本缺陷。

族名 Voyʉ Toskʉ 的杜孝生，是阿里山鄒族人，畢業於台北帝國大學醫學專門部（後台大醫學系），是日本殖民後期唯一一位受正規醫學教育的台灣原住民。二戰結束之後，他在當時的吳鳳鄉衛生所工作，也擔任農場場長，協助他同母異父的哥哥高一生服務族人。杜孝生因為身為鄒族原住民菁英的身份，被牽扯入鄒族的政治案件：「湯守仁等叛亂及貪污案」。

當時，在 40 年代末、50 年代初，國民黨政府與阿里山上原住民的敵友關係陰晴不定，一開始國民黨想收編他們，後來又覺得山地諸人皆不可信。在兩輪交手後，終於以叛亂與貪污之名，一舉處死 6 人、下獄 3 人。杜孝生正是不幸被安置貪污罪名的入獄者之一。

同一個案件，同樣是情治單位一網打盡的對象，在解嚴之後，杜孝生卻不算是政治犯，不能獲得國家的金錢補償；因為他被起訴的貪污罪並非《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條例》（下稱「補償條例」）中認可的內亂、外患及《戡亂時期檢肅匪諜條例》之罪 ── 換句話說，由於法律規定只有觸犯三種特定犯罪的政治犯才算是真正的政治犯，因此，即使杜孝生的同案被告都被認定受到政治迫害，他卻不是國家認可的政治犯。

國家的賠償責任，可以分成「國家承認的賠償責任」，以及「國家不承認的賠償責任」嗎？政治犯可以分成「國家認可的政治犯」，以及「國家不認可的政治犯」嗎？

這正是杜孝生案向模擬憲法法庭提出的挑戰：所謂政治性案件的範圍過於狹窄，導致不少政治受難者被切割在外，遭逢不公卻無處請求正義。正如杜孝生案的訴訟代理人蘇慧婕教授，在言詞辯論中的說明：

「在類似杜案這種間接性的，被國家羅織入罪的案件裡，只因為國家採用了內亂、外患及檢肅匪諜以外的罪名對他進行政治性追訴，他們就喪失了向國家請求正義的權利。」

此類切割，何等悲哀？國家要追訴人民，有許多種迫害的罪名；但當國家認錯，卻又認得閃躲扭捏。

何等悲哀？國家要追訴人民，有許多種迫害的罪名；但當國家認錯，卻又認得閃躲扭捏。在判決中，模擬憲法法庭肯定地說：政治犯不只是那些被安上內亂外患罪名的叛亂分子；黨國體制的政治迫害不只有一種樣貌，可能以貪污、懲治流氓、危害社會安寧等五花八門的方式侵門踏戶。各類型的政治迫害都真實存在，國家應該負起責任，不得武斷地只肯認少數人為政治犯。

更精確地說，國家必須更細緻、審慎地面對自己的權利侵害責任，不能透過把不同的政治受難者切割出去而迴避責任。從判決的字裡行間推敲，模擬憲法法庭其實並不是不能理解國家因為財政負擔而設下賠償限制或差別待遇，畢竟轉型正義的賠償工程是複雜的問題，有限的財政資源不可能無止盡地挹注於賠償事務。

事實上，放眼全世界，後轉型國家如何提出合宜、切實的標準是關鍵，誰被排除在賠償標準之外也總是充滿爭議。例如，智利的賠償僅限於「死亡」的受難者，在迫害中受重傷、乃至於「被失蹤」的公民皆未獲得賠償。南非的真相調查委員會雖然曾經提出過一份相對完整的受害者補償名單，人數高達 2 萬 5 千人，建議政府提供長達 6 年、每年大約 3,500 美元的補償金；然而，由於財政負擔沈重，南非政府最後補償的受害者人數低於補償名單人數的 1/6。

財政分配的考量不是不可以，但是，現行《補償條例》的做法看起來就是在躲避責任。

模擬憲法法庭說，「《補償條例》第 8 條第 1 項第 2 款不予補償之規定，旨在限得受補償對象之範圍，惟該差別待遇非僅基於國家財政分配考量，而意在否定國家對於前者所受人權侵害負有賠償責任。」此賠償的設計邏輯幾乎是變相地肯認、容許國家可以不擇手段地迫害政治異己，也「嚴重減損轉型正義課予國家『保證不再發生』的規範誡命。」

缺乏反省意義的賠償成為收買正義的廉價手段。誠如立法委員黃國昌在法庭言詞辯論第一天開場申論時沈痛地指出：

「我們現在的法律狀態是非常廉價的。透過補償被害人的方式，想要告訴整個社會，被害人已經補償了，沒有什麼需要再爭執的，大家繼續往前走，不要再回顧過去那一段不堪的歷史。」

這難道不正是國家企圖以金錢賠償買得息事寧人嗎？

賠償與責任是兩道獨立但相互支撐的命題。國家如何賠償，不是沒有討論的空間；但國家一旦毀壞了自己的承諾，就必須肯認自己的責任。

《補償條例》的設計巧妙地將「如何賠償」與「是否有賠償責任」混為一談，藉口賠償的困難而躲避賠償責任，對自己過去的人權侵害行為裝傻。

只有官樣道歉，沒有制度檢驗：阻絕法律救濟的《國家安全法》

所謂的貪污案其實不是貪污，而是對農場經營經驗不足，使得情治單位可以在過程中羅織罪名，形成貪污案。如果說，國家應當負起深刻的反省責任，那麼，民主化以來，國家元首的多次公開道歉自然是不夠的。國家必須系統性地檢驗自己過去的作為。但是我們能在何處檢驗國家？

法院向來是釐清責任、重建正義與信任的場域。但在台灣，數以萬計的政治受難者，幾乎沒有機會把他們的疑問帶往法院，請求法院檢視國家的錯處、發現歷史的真實。

政治受難者無處可檢驗國家的原因是，《國家安全法》阻絕了解嚴後案件到一般法院尋求救濟的可能性。根據《國家安全法》第 9 條第 2 款，戒嚴時期經軍事審判機關審判的「非現役軍人刑事案件」，如果刑事裁判已經確定，在解嚴之後不可以再去法院上訴或抗告；只有少數例外可以聲請再審或非常上訴。也就是說，即使當時的軍事審判有諸多問題，曾經對人民的基本權利造成巨大侵害，案件一旦在戒嚴期間完結，解嚴之後都必須以它原本的樣貌留在過去。

《國家安全法》第 9 條的意義是「假裝沒事」。受難者的諸多不解，國家或有的諸多不是，在解嚴的那一刻起，都只能封存在過去。

像是杜孝生這樣的受難者被否決上訴可能性，尤其令人憂慮。他當時被指控貪污，但檔案中罪證事實一團混亂，軍事審判的追訴過程也不清不楚。放到更大的歷史脈絡中來看，此案更加疑點重重。模擬憲法法庭上，長期研究原住民政治案件的鑑定人范燕秋教授指出：

「農場貪污的關鍵點在於一位外省籍的山地行政，主張跟政府借貸 50 萬作為開墾的資金。這位山地行政（人員）還是情治單位的人。後來開墾的過程中，這個人跑掉了，資金運用發生很大的問題，開墾也沒有成功。當時，整個以高一生為主的鄒族人，都還在原住民的社會經濟發展中尋找好的治理族群的方法。所謂的貪污案其實不是貪污，而是對農場經營經驗不足，使得情治單位可以在過程中羅織罪名，形成貪污案。」

杜孝生究竟是否有貪污、侵佔的行為？這些指控對杜孝生的影響不僅是數年的牢獄之災，而是一整片陰影籠罩著他與妻兒的餘生。

出獄之後，背負著惡名的杜孝生無法回到自己的部落裡，帶著妻兒搬到以福佬人為主的嘉義農村。他所經驗的孤獨與歧視延續到他的下一代，陷落在多重的夾縫中。

他們是原住民、政治受難者，不屬於部落，也無法融入台灣主流族群中，心中隱藏著白色的恐懼討生活。

他們是原住民、政治受難者，不屬於部落，也無法融入台灣主流族群中，心中隱藏著白色的恐懼討生活。解嚴之後，如杜孝生一般不明不白的冤屈是否應該透過審判釐清？為什麼《國家安全法》要阻斷解嚴後再次開啟訴訟的可能？為什麼不允許人民提起上訴，讓法院審判國家？

從《國家安全法》的立法歷程來看，當時的立法委員確實承認當時審判許多政治案件的軍事審判，在程序保障上有許多不足之處，也同意案件處理可能嚴重侵害人權。但是，「基於避免政治紛擾」、「不要揭開過去傷痕」、「回復原狀不可能」、「案件量龐大將使法院負擔過重」等等諸多理由，立法院還是決定透過《國家安全法》第 9 條第 2 款的規定，限制人民的上訴權，讓法院幾乎沒有審視國家過去行為的機會。

更糟糕的是，當時的大法官也肯認這種冰凍過去，矇著眼睛向前走的態度。

在《國家安全法》通過後沒多久，即有受軍事審判的 3 名受難者向憲法法院提起聲請，主張此上訴限制違憲。但是，司法院大法官在釋字第 272 號中肯定了立法院強加的集體噤聲。法院說，本次戒嚴長達 30 餘年，軍事審判數量龐大，上訴限制是為了「謀裁判之安定而設，亦為維持社會秩序所必要」。

1991 年的台灣，從立法院到司法院大法官，政治菁英和「憲法守護者」一起使政治受害者失語。事隔 25 年，模擬憲法法庭再次面臨這道難題：究竟限制人民提起上訴的規定是否合憲？

此刻，模擬憲法法庭所面臨的環境已今非昔比。民主化後，台灣法體系經歷了根本性的修法、立法工程，法院於制度與現實中獲得完整的獨立性，新世代的法曹也在法治國為核心價值的教育與誡命下從事審判工作。台灣人民對自身過去的理解也有新的發展，許多歷史工作者孜孜矻矻地挖掘分析，過去數十年間國家暴力與迫害愈來愈無所遁形。

法院也是台灣社會的一份子，隨著資訊流通與新知刺激，模擬憲法法庭深刻地看見了「裝沒事」對國家與社會造成的傷害。
於是，模擬憲法法庭宣告《國家安全法》第 9 條第 2 款違憲：

「國安法第 9 條第 2 款以表面之法安定性為由，實則逃避了國家促進轉型正義之責任，阻卻使人民透過訴訟救濟程序以無罪或撤銷原判決之方式而獲得名譽之回覆，不但剝奪人民追求真相與正義之權利，影響人民訴訟權之保障甚鉅，也無法透過正式的宣告或司法裁判，恢復受害者與受害者密切相關人之尊嚴名譽與權利。」

忽視與遺忘可能是一種安定，但它只是膚淺的安定。正視過去，讓不同的敘事被聽見，被肯認，才真正給予我們問心無愧的心安理得。

結語

世界各國在政治轉型成功之後，往往都必須面對過去國家曾經大規模侵害人權的事實。妥適處理暴政遺緒，不僅是為了彌補錯誤，也是為了重建人民與國家的關係，讓國家的承諾能夠再次被相信。

換句話說，轉型正義其實也是正義的轉型，生活在同一社會中的人們再一次面對，並且建構約束彼此的價值規範。

這也是為什麼，聯合國所提出的轉型正義工程包含四個面向：釐清真相、追究從事政治迫害者之法律或道德責任，設立迫害者的賠償計畫，採取制度性改革以免重蹈覆轍。這 4 項任務彼此支持，相互鑲嵌，缺一不可。

然而，令人不安的是，台灣的轉型正義徒有賠償，沒有責任；只有官樣道歉，沒有制度檢驗。這不是半套的轉型正義，這是似是而非的轉型正義。

我們從來沒有看清過歷史陰影中的臉孔 ── 受害者的臉孔是模糊的，加害者的臉孔是隱形的。

面對傷痕的態度不能假裝它不存在，避免政治紛擾的方式不是抹滅其他人的歷史經驗。因本次模擬憲法法庭受邀來台，前南非憲法法院的葛斯東法官在媒體上多次公開表示：

「南非真相與和解委員會的經驗最重要的成果是給我們一個單一版本的歷史（one history）。」

歷史不再有大相逕庭的兩大版本，受難者以及加害者的。透過法院審理事實，或者透過真相與和解委員會的機制以真相交換原諒，這些行動都是為了誠懇地面對複雜的過去，並給予評價。

單一版本歷史的另一層積極意義不只是為了受難者本身，也是為了未來的世代。過去數年間，台灣青年一再地以行動表達建立屬於自己歷史的渴望，而這一次的模擬憲法法庭也不例外。爲杜孝生與李媽兜辯護的訴訟代理人團隊中，充滿年輕的臉孔。最年少的幾位辯護律師，都出生於解嚴後的 1990 年。

模擬法庭召開言詞辯論首日，訴訟代理人黃丞儀寫下心情：

「我要在這裡邀請 Voyʉ Toskʉ（杜孝生）、Uyongʉ Yata’uyungana（高一生）、Yapasuyongʉ Yulunana（湯守仁），邀請你們的英魂進入模擬憲法法庭。

60 年來，這是第一次有法庭，要重新審理你們的案子。請你們的英魂歸來，和我們一起發掘國家暴力的本質，讓過去不再無人聞問，讓你們在天之靈可以安息。

而且，站在這法庭上，替你們辯護的，是未曾經歷過威權統治的年輕心靈。」

當未曾經歷過威權統治的年輕心靈前進法庭，為受難者辯護 ── 這一刻，需要為自己行為辯護的，不只是當年的加害者，也是 20 多年來尚未為台灣建立真相與歷史的所有政治菁英。

（本文原標題為 ⟨許菁芳／戒嚴時期遺落的憲法挑戰（上）——國家的承諾與轉型正義⟩，原作者為許菁芳，獲原出處《報導者》授權轉載。非經允許，不得轉載。）

編者後記

本文蒙 Voyʉ Toskʉ 先生之家人推薦、衛城出版總編輯莊瑞琳引薦以及原出處《報導者》之同意授權，得以轉載此文於《Mata・Taiwan》，原文標題為 ⟨許菁芳／戒嚴時期遺落的憲法挑戰（上）——國家的承諾與轉型正義⟩ ，原作者為許菁芳。

本文為與 Voyʉ Toskʉ 有關之上篇，若讀者對此國家轉型正義相關議題有興趣，可進一步閱讀下篇❮許菁芳／戒嚴時期遺落的憲法挑戰（下）──「顛覆國家」與「不法國家」的辯證❯。

Credit: 吳逸驊

附註

1. 出處：❮返校 – 忘記了，還是害怕想起來？❯（P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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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作者

許菁芳，多倫多大學政治學博士候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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